作為所謂中壢事件的「相關人物」，我與中壢當天發生的事可說毫無關係。但是以一個青年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與那個時代的主政者以及事件的兩造當事人有過近身接觸；曾經想做些什麼，也的確做了些什麼。置身變局，重大的政治事件總是跟着我，卻因思想意識過於超前，而政治變革的速度總是慢了好幾拍，以致在人生浪潮中起起伏伏。且把這番顛簸的際遇，視為「後中壢事件現象」的一個見證吧。
對中壢事件之報導與決策
中壢事件既然不在採訪組的職責範圍，當然不容我置喙，就由地方通訊組主任及其以上的總編輯乃至老闆決定如何處理了，但是依照當時的慣性，這樣的新聞必有黨部的指示。果然，當晚大概11點的時候，余先生找我們去他家開會，被找去的人有總主筆、總編輯、執行副總編輯、地方通訊組主任，以及我。他也知道中壢事件在新聞上沒我什麼事，但一方面他習慣拉我開會，一方面大概要我知道政治形勢吧。
通常對於這種與我不直接有關的事，我都只帶耳朵與會，保持沉默。他剛換上睡袍，準備就寢，告訴我們今晚協調的結果：黨部正式交代，這個事情淡化處理，最好不要見報，背後什麼原因都不能提。並說，我們就配合吧。
第二天果然，各報都乖乖聽話。時報在第三版做了簡單報導，雖然余先生沒有說一個字都不能登，這個簡單報導簡直簡單到等於一個字都沒登，完全不具實質性，令人看不懂。《聯合報》登的也差不多，沒有「違規」。對於這種所謂「新聞協調」，兩報隔三岔五地會輪流違規一下，誰都別怨誰，這回倒是都挺守規矩，可想而知，昨晚黨部必有一番千叮萬囑。
沒想到過了1個星期，《聯合報》在第三版全版登載了中壢事件的全部狀況，吃乾抹盡得連骨頭都不剩！這讓余先生簡直氣昏，等於被《聯合報》的王老闆擺了一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即刻召集我們討論因應之策，隔天我們也用全版〔按：《中國時報》11月27日第3版〕回敬了過去。
由於事件本身已經被對手談光了，時報就另闢蹊徑，遍訪黨外人士以及許信良等違紀競選而當選的原國民黨人，這個內容的強度完全不輸中壢事件。從這樣的見報過程顯示，在戒嚴年代，重大和敏感新聞當天的處理，往往要遵從黨部的指示，黨部說不能見報就不能見報。但是在報紙的競爭和報業工作者新聞良知的驅使下，消息的管控也未必那麼順風順水、密不透風，真相的揭露只是時間差而已。
至於當天黨部怎麼進行新聞協調？哪些人參與其事？從余先生親自出席就知道，那是報老闆層次的會議，連總主筆、總編輯都不配受邀！我猜起碼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親自召集，邀了媒體的大老闆一起開的，等於是傳達中央指令，至於是不是他跟蔣經國有過請示而得到的結論，我不清楚，但極有可能，因為秘書長也不敢擅自作主。
大概他們一邊注意事情的發展，一邊來回請示參商，否則為什麼會開到那麼晚？從下午事件發生，到晚上余先生開會回來，這當中記者該寫的寫，編輯該編的編，此時編輯台編好的版面早已成形，就等降版。如今余先生一聲令下，回頭編輯台就即刻抽版、換搞，一切重來，緊急應變。
從一場餐會看選前氣氛詭異
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談。雖然新聞不歸我們處理，但許信良在桃園選得很熱鬧，很多方面開創了選舉的新型態，深受時報這幫年輕人關切。由於相互熟識，選前沒幾天，我就約許信良和吳仁輔，加上時報幾個跑政治、警政線的記者一起吃個飯，當作一次教育訓練，地點在《中央社》對面、松江路上的一家餐廳。
很奇怪的是，到了那一天，從午後開始，我就不斷接到同業打來的電話，千篇一律地向我打探是不是許信良今晚有個記者會？向我確認時間地點。我一頭霧水，不是約好跟時報人吃飯的嗎？怎麼沒經過商量和通告就改成大拜拜了？心裡不免嘀咕他到底在搞什麼飛機！在我終於聯絡上吳仁輔後，他也覺得莫名其妙：「沒有啊，明明就是原來約好的那樣啊，沒有要開記者會啊！」非常納悶。晚上到了餐廳，真的來了一堆記者：「我們收到通知，說許信良要在這邊開記者會，所以我們就來了。」壓根兒沒有一個是老許他們發的通知，費了一番唇舌，他們才散去。
接著大家一陣七嘴八舌，研判定是情治單位攪的局，當他們探知我們要和許信良一起吃飯，不曉得有什麼玄機，就故意通告其他記者，說許信良要開記者會，來聽我們談些什麼。鬧了一場以後，同業們無趣地走了，我們猜想，說不定房間裡、餐桌下被動過手腳，裝有竊聽器。於是大家就跟竊聽器對起話來，故意調侃：「怎樣？聽清楚沒有？」、「記好了嗎？」、「剛剛那句話是XX說的，不是我喔。」ˉ
這件事究竟怎麼回事？到現在還是不真正明白，但可以確定，那個時候的氣氛十分緊張，情治單位對許信良的動靜、對《中國時報》這批「來路不明的年輕人」（據內部消息透露，這是情治單位給周某人這幫人的形容詞）與許信良之間的互動，高度關切，力求掌握，甚至還趁機攪局，把一個單純的飯局搞得如臨大敵，只是未免無聊了些，以至於一個晚上都遭我們恥笑：「糊塗情報員！」
我的職務變動與「後中壢事件現象」
與中壢事件時的情況很不同的是，到了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時，我們總社的記者能參與其事的機會就大得多了，一因在重大事件發生時已經形成總社支援甚至指揮地方的模式；再者，事件後的逮捕和審判多在台北發生。但若要深刻認識到當時情況，恐怕不能不以我的職務變動做為案例，因與當時的環境有密切的連動關係，可視為一種「後中壢事件現象」。
話說1977年1月1日我當採訪主任時，尚不足30歲。重點不在前所未有的年輕，而是我的長官們與同級主管，無不大我20、30歲，即便我底下的記者，也有不少差距20歲左右的前輩，大我7、8歲到十幾歲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我資淺的則屈指可數。這說明余先生和我這師徒二人真夠大膽，一個敢大膽用，一個也敢大膽接。
事實證明這步棋是成功的，時報因此率先完成了世代交替，一時人才鼎盛，充滿銳氣，而在美國ABC（Audit Beaurou of Circulations）組織有關發行量的監核下，這個時期報份衝破100萬，成為名符其實的第1大報，更塑造了自由派報紙的形象與口碑。
半年後我就掛上副總編輯銜，進一步受到肯定。但是好景不常，因為意見不同，平日就與余先生時有齟齬，結果年底在一次會議上，我控制不住脾氣，對報社之漫無制度大肆批評了一番，講的都是很多人心裡的話，但余先生臉上掛不住。他雖當場表現得很有風度，卻在1個星期後，藉詞《聯合報》將開辦《民生報》，時報須調整總編輯和採訪主任以為因應，把我換下來了（總編輯常勝君先生跟著陪榜）。一方面在個性上磨一磨我，一方面也省些來自有關方面的壓力。
此時5項公職選舉選完了，中壢事件發生了，我也將下台了，便積極聯繫陳婉真回國的事，並告訴她，我將在12月底交卸職務，希望她能在這之前回來。她聽了嚇一跳，問是不是因為她的緣故，我回說不能這麼理解，但若她不回來，那我就無過變有過了。她也夠意思，便打消了留在美國讀書的念頭，雖因有些事情耽擱，總在12月底以前確定了1月中回來的行程，使我得以「結案」了。
另一方面，卸職前我還與余先生商量了她回來後的工作，建議不再跑省議會，而接任台北市政新聞小組召集人，余先生全盤照准，如此對她日後的出處也有了交代，把事情做了周全。在完成任上這最後一件事後，1977年12月31日我便下台了。
或許是礙於外界風評，或許是他老人家還不願改變對我的規劃，我仍以副總編輯銜，上編輯台分稿，並繼續兼任專欄主任（我大概是台灣報界第1個專欄主任，在當記者的時候就已奉命邀專欄，當採訪主任後又加了一個專欄主任銜）。
前者表示進一步具備候選總編輯的資格，並未貶我；後者則是藉著我與學界的關係，繼續為時報發掘人才與好的專欄。半年後，調我接任《時報周刊海外版》總編輯，這是一份向美國地區寄送的小型報紙，是後來《時報雜誌》和《美洲中國時報》的前身。
我接手後注入了更多開明、開放和充實的內容，並更多了解海外的心情和需要，是我日後海外辦報的初體驗。當時出獄的政治犯如雷震、李敖，報紙連碰都不敢碰，卻是我們專訪的對象，內容獲得很高的評價。可以說，它是時報衝撞言論禁忌和報導尺度的一個突破口。
如此又過了半年，1979年1月1日，余先生覺得「磨練」得差不多了，讓我重返採訪組，迎向一個亟待破繭的政治局面。就在這個任上，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
1982年美麗島大審之後，由於我前前後後積累的不良紀錄實在太多，余先生擔心接著若要向報紙下手的話，我會首當其衝，他顯然為此更困擾不已。於是決定提供我一切的費用，送我出國讀書，預定2年時間（這是前所未有的事），許多人把它看作軟性放逐，我因此去到美利堅。
我常向施明德自我消遣說：「美麗島事件之後，你們入了獄，我出了國，都是停了工作，留學！」到了美國，重回校園，在匹茲堡大學修了一個學位，倒是難得地過了一段反璞歸真的日子。之後銜命創辦《美洲中國時報》，正當辦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又因種種政治麻煩而關報，壽命僅僅2年2個月11天，可見即使到了海外辦報，仍難擺脫國內政治牽扯的宿命。
從此之後我便告別了時報。關於《美洲中時》起落以及辭離時報的故事，可參見拙著《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2019年8月，印刻出版。如下圖）
重大的政治新聞事件總是跟著我跑
回顧我在時報的日子，彷彿重大的政治新聞事件總是跟著我跑：1977年11月中壢事件、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我是採訪主任。1981年7月陳文成事件，他任教的CMU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內基美隆）與我念書的匹茲堡大學比鄰，我受命採訪美國方面的反應。
1984年8月兩岸首次奧運相逢、1984年10月江南（劉宜良）被刺，我是總編輯。我職業生涯的跌宕起伏、顛簸流離，與這些世變緊緊相連 : 中壢事件後，下台；美麗島大審後，放逐；奧運衝擊與江南命案後，關報、走人。下台，放逐，關報，走人，一個不願順著政治正確走、總自期有些使命感的新聞人，便注定了這樣的飄零坎坷。
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正逢國民黨在陽明山召開第11屆四中全會，在這種高度政治性的集會裡，要求嚴辦，絕不容寬貸的聲浪響徹雲霄，氣氛肅殺。但是蔣經國倒沒有完全一面倒，因為也有很多人公開不好說，私下會進言，其中包括余紀忠先生。
余先生告訴我，他曾建議蔣經國要學列寧當年的作法，「縮小打擊面，擴大爭取面」；即使不得不有所打擊，也儘量限縮，所以後來沒有人被判死刑。不過老實說，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形勢愈趨緊縮，言論上也更加保守，社會上瀰漫著一股隨時會抓人的氣氛。
時報經歷的「後中壢事件現象」
我且簡要敘述幾個親身經歷的時報故事，來看當時的情境。
（1）林宅血案發生後不久就傳言，唯一生還的林家大女兒林奐均甦醒後說：「兇手是來過我家的叔叔。」這個大有問題的傳言，余先生信以為真，我不表認同，他執意刊出這句話，認為這個時候應當表現「道德勇氣」。結果不但被強烈質疑，數日後撰稿記者一夜未歸，一度疑為遭遇不測，結果是烏龍一場。情治單位約談該「失蹤」記者詢其當日何往，不得要領，至今是謎。
（2）美麗島事件震動國際，在國內外壓力下不得不公開審判，但因被告辯護律師陣容堅強，而軍法官素質有所不足，官方深恐相形見絀。司法行政部長汪道淵特來向余先生請託，希望時報在報導上有所考慮。余先生試圖囑之於我，我說既是公開審判，國際媒體身臨其境，《中國時報》豈可報導失真，貽笑大方？有關方面應該另想辦法。他不語而去。
（3）因台美斷交而停辦的立委選舉，立委蕭天讚、許世賢曾就是否會恢復一事打賭，輸家以賭資捐給地方為建設經費。時報於報端披露此訊，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以蕭主管社工會不宜賭博責蕭，蕭矢口否認，蔣為之親筆致函余先生要求更正，余拿著蔣彥士的信命我發刊。經我私下與蕭溝通，證實報導無誤，同意無須小題大作，再經蔣彥士逕自致電總編輯撤銷（當時余已就寢），更正乃罷。
（4）時報為加強當時所謂「知匪」的報導，專案成立「大陸資料室」，特准可以訂閱大陸報刊。一日，炙手可熱的警備總部發言人徐梅鄰，率隊前來做業務檢查，有如大軍壓境，時報二老闆儲京之發行人親自接待。傳言竟對時報的內容大肆批評，尤其指向周天瑞的新聞處理和高信疆的副刊走向，「提醒」報社要多加留意，說完便揚長而去。
這4件事，可發揮的文章很多，明顯可見當時的環境，如何影響了一個有豐富閱歷而又自詡開明的老報人余紀忠先生，使他不免判斷失準，遷就毫無必要的壓力，甚而為芝麻綠豆大的事煞有介事。尤其，面對情治機構的侵門踏戶、囂張恫嚇，堂堂媒體重鎮竟然毫無辦法。殘酷地說，余先生發現，在那個環境裡，他很孤單，也很無力，他不得不向權勢中人示好。
變與不變，蔣經國左右為難
前面說過，以我採訪國民黨十一全大會的體驗，我感知到，在當時的那個時間點上，蔣經國確實有著改革的念頭，可是並沒有劍及履及。另外，記得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聽余先生跟我們講過，蔣經國有一回召見他們3位中常委報老闆——《中央日報》曹聖芬、《聯合報》王惕吾、《中國時報》余紀忠，很剴切地跟他們說：「關於將來改革的事情，開放的事情，包括國會怎麼樣處理的事情，還有黨禁這件事情，我都會做，但是希望你們不要在報紙上逼我、催我。」
蔣經國顯然想改，但是顯然他也需要一個步驟或節奏，他並不能隨心所欲。推想當他要推動時，必定有各種掣肘的力量群起包圍，蔣也必須顧慮到他們會怎麼反彈。掣肘的力量口口聲聲為了黨國，但對社會走勢從無警覺，也無遠見，一遇紛亂，只會主張壓制，就更難改革。
中壢事件之後，果然「李主任換，王主任升」；如今又加上美麗島事件，使得另外一種聲音更加超越了上來。不但改革噤聲，甚至，王主任還領軍跑出一個「劉少康辦公室」來。這種人乘機聲稱為了鞏固國民黨，力保政權，蔣經國又如何力加阻止？人在面臨挑戰的時候，心理上或者還真需要一個保命機器也說不定。乘勢出頭者拉攏不同的部會，打安全牌，以特務力量為主體的機制形成，局勢越發緊縮，主張變革的人只好靠邊站。
余先生與保守勢力素無交融，對他們也無能為力，就只得讓我出國，免得如果我一旦出事，他束手無策。平心而論，他老人家也是在保護我，等局勢平靜下來再說。即便是蔣經國，縱使想要改革，也怕呷緊弄破碗，才有他對報老闆們說的那番話。在此之前，他不得不搞兩面手法，玩所謂的「蹺蹺板」。
貽誤時機，民主之路至今不成典範
然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又是不可逆的，僥倖掌權者往往食髓知味而忘其所以，不自覺地步入極端，以致物極必反。於是1983年，在王昇赴美接受美國高規格接待後，劉少康辦公室瞬間遭到裁撤，大權一夕歸零。緊接著1984年，情治首長派竹聯幫幫主赴美刺殺美國公民江南，惹毛了老美，情治機構多行不義遭自斃。於是，態勢扭轉了，保守派垮台，開放的機會出現了。
總的來看，美麗島事件是因爭取民主自由，反而帶來一連串全面緊縮；而江南案則因一心保衛政權，反而帶來改革開放，終於走上民主道路。事情就是如此弔詭。
以今視昔，如果蔣經國死得晚一點，或者說，如果改革開放開始得早一點，是否會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比較好？由於歷史無法假設，更無法回頭，這個問題當然沒有答案。
不過回顧歷史發展的事實是，台灣政治改革的列車從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後才真正啟動，不到2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量和需要，形成「前緩後速；之前有限，之後無限」的節奏與規模。一切沒有準備，沒有規劃，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窘狀，都明白暴露。不容否認，這是一個受形勢所迫的急促改革，這就是被逼著改的結果。
30多年過去了，憲法修了好幾回，政黨輪了好幾替，到今天都還沒縷順許多理念、制度、運作、相互關係上的邏輯，政治依舊不上軌道，權力格外不自節制，誠不知伊於胡底！每當許多人在謳歌台灣的民主自由時，坦白說，我的內心是持疑並且有許多意見的。
（5之5）
＊口述作者周天瑞，資深媒體人，《新新聞》創辦人之一，前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現任《優傳媒》董事長。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本文原刊《優傳媒》，授權轉載。（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