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人類便已遊歷全世界。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ße）曾經在西元前326年抵達印度，羅馬人也見過中國絲綢。後來維京人發現了格陵蘭與北美洲；蒙古人在1241年攻克匈牙利；1280年左右，波里尼西亞人成為最先前往紐西蘭的人。
就連德國人也不時在農地上發現令人意想不到的古文物。比如在興建A20號高速公路時，於安克拉姆（Anklam）附近發現白銀珍寶，其中包括自七世紀至九世紀時的阿拉伯幣。這種貨幣是在北非、巴格達與伊朗鑄造的，其中一枚銀幣甚至遠自阿富汗的馬扎里沙里夫（Masar-i-Sharif），可見得波羅的海一帶的斯拉夫人在中世紀初便已展開遠地貿易，甚至與亞洲有了間接的接觸。
這種貿易持續擴展，中世紀中期有將近200座隸屬漢薩同盟的城市仰賴俄國與北波羅的海國家、英國與荷蘭之間的貿易而享受優渥的生活，木料、蠟、皮草、黑麥、小麥等自東向西輸運，鹽、布料與葡萄酒則走相反方向。這種密切的商貿關係甚至影響到語言，今日的瑞典語有將近一半的外來語與前綴源於低地德語，因為昔日有許多德國商人在瑞典的港口安家落戶。
中世紀時歐洲各地的往來之密切，從藝術史也可看出端倪。無論是羅馬式、哥德式、文藝復興或巴洛克，每種藝術風格都會傳遍歐洲，最新的時尚到處受到複製或予以變化。新的構想與觀點情況也類似：自十六世紀起，宗教改革與天主教會的反宗教改革勢力，兩者都深深影響到了所有歐洲國家。
而疾病的歷史同樣也記錄了這些密切接觸。1330年中亞出現鼠疫，之後不到20年，鼠疫便傳遍歐洲，殲滅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由此看來，如果將全球化解釋為全球性的交流，那麼全球化古已有之，只不過「全球化」這個概念往往比較狹隘，而且純粹指涉經濟層面。這時它的意思是，貿易彼此交織成網，以至於在不同國家，價格出現了平行發展，而這種現象首度出現在十六世紀，當時倫敦的穀類如果變貴，波羅的海諸國的小麥價格也會隨之上揚。
對現代歐洲人而言，這種價格的平行發展並不令人驚訝，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他們的玩具來自中國。但經濟上的全球化卻仰賴技術上的傑出成就：當船隻有能力從事遠洋航行時，貿易才可能遍及全球。然而要到十五世紀時，歐洲才發展出三桅「全帆裝船」（Vollschiff）。
最先在各地價格走勢一致的是穀物，這點並非偶然，因為穀物是基本食物，每次歉收都會帶來饑荒，使人們不得不從其他國家進口小麥或黑麥。然而，即使在生產過剩的國家，如波蘭等庫存量相當少，其出口的穀物數量也就稀少了。法國歷史學者費爾南．布勞岱爾認為，遠地貿易甚至占穀物消費量的1%不到。但這個小小的百分比就足夠讓穀物在歐洲各地的價格相互影響了。
不只貨物與穀類貿易全球化，金融流動也早已國際化，其觸角甚至延伸到偏遠地區。例如1751年時，義大利利佛諾（Livorno）的商人就擔心遠在聖彼得堡（Sankt Petersburg）眾多公司倒閉的情況。這位商人在一封信中寫道：「不同城市大量出現的倒閉潮，嚴重損害了這裡的貿易，聖彼得堡的『里克與普雷斯寇特』（Leake & Prescott）破產的消息更再次重創貿易，估計帶來500,000盧布的損失。」
十九世紀時經濟上的全球化興盛，而其基礎主要建立在兩項科技革命：蒸汽船與電報。1851年英吉利海峽鋪設了第一條海底電纜，1866年，歐洲與美國電訊相通，歐洲與美國訊息傳輸的速度提高了約一萬倍，這種因為一項科技發明而大大提高通訊速度的現象，史無前例。從此各種訊息以實時的速度飛快傳播到世界各地，而銀行與投資人更充分利用這一點。1913年倫敦的股票經紀人只消等候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就能與他們在紐約的夥伴交換行情並且下單。
蒸汽船的航行與蘇伊士運河的興建同樣具有革命性意義：在十九世紀，英國與印度之間的運輸成本爆跌98％，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怪不得在1850年至1913年間，全球貿易量成長了十倍。
不只商品在各地流通，人們也開始移動，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移民北美洲與南美洲。另一些人則憑藉雄厚的財力，能夠為了一圓好奇心，把旅行當成休閒活動。1879年時，前往瑞士的觀光客就將近100萬人，其中20萬為美國人。不久便出現了向這些外國人士介紹風土人情的出版品。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寫過一部有趣的小說，介紹他自己在德國、瑞士與義大利的旅遊經驗。在這部小說中，他向他的美國讀者說明，理察．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羅恩格林》（Lohengrin）委實過於喧囂吵雜，「那些隆隆、砰砰、呼嘯與霹啪聲實在太吵了，這些聲響造成的劇烈無比的疼痛，將永存於我的記憶之中──緊緊伴隨著我的牙醫為我治療牙齒時的記憶。」
當時人也意識到，他們正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最後便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段簡潔的話作結。光是這句簡短的口號顯示，對這兩位社會主義者而言，德國已不再是主角了。後來他們更以「國際性的」字眼描述他們的工人運動：「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因為當時資本也是在全球運作的。而早在1848年，他們兩人便在共產主義宣言中寫道：「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世界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對於以德國為尊的想法，馬克思與恩格斯則譏諷道：「資產階級為了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但令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
因此，社會主義者如果準備在全球行動，就必須搭資本的順風車。然而，社會主義者並非唯一在國際面向上思考的人。十九世紀的另一大政治主張──自由主義，也是一種全球化烏托邦，只不過它的重點在於宣揚完全不設限的自由貿易。
現代的全球化已經擁有近160年的歷史，為何現在還被當成是全新的？其中答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全球化不是一種線性發展，其第一階段在1914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突然終止。戰爭爆發前一週，許多企業家還意想不到最後果真會演變成軍事抗爭。他們深知世界經濟彼此緊密相連，戰爭對經濟會造成何種重大的傷害。因此當各國外交人員已經彼此恫嚇時，股市依然平靜，直到7月27日，維也納交易所才因投資人過度緊張而必須關閉；7月30日，其他歐陸國家的股市也跟進，7月31日，則連倫敦與紐約的交易所都不再進行交易了。而僅僅一天後，8月1日，投資人料想不到的戰爭便爆發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意味著經濟上的重大轉折，因為伴隨這次戰爭的，是一連串不斷癱瘓全球交易的事件。自1929年起出現了世界經濟危機，接踵而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則出現了不再參與國際貿易的社會主義聯盟。直到1970年代，世界經濟交流才又回復到1913年時的緊密程度。經過如此漫長的休止，在1989年社會主義陣營解散，而與此同時中國也大力推動出口時，全球化彷彿是種全新的現象。歷經將近80年之後，全世界又再度共同進行資本主義式的貿易。
過去20年來，全球貿易大爆量，如今四分之一以上的商品與服務都屬跨國性的交易，而全球交易量每年成長9％，速度是全球經濟產值成長的兩倍。而處理如此龐大貿易量的是77,000家左右的跨國企業及其超過750,000家的境外分公司。即使是電動刮鬍刀這麼簡單的產品，其製程最多也可橫跨十個國家。
這種現象引發恐懼，因為如此一來，國家似乎變得可有可無，而且聽任跨國康采恩擺佈。與「全球化」同時出現的詞彙是「投資地競爭」（Standortwettbewerb），這個概念背後的主張是，國家必須提供盡可能低廉的薪資，才能將跨國康采恩續留在國內生產。這種恐懼更受到企業經理人有目的性地搧風點火，有一段據說出自富豪汽車（Volvo）總裁之口的話，經常受人引用：「瑞典需要『富豪』，但『富豪』不需要瑞典。」
這其實是一種迷思。資本既非無國籍，也不是沒有固定據點，漫遊世界各地的。跨國企業頂多只有部分生產外移，其研發與管理依然留在本國，而其總裁、董事長幾乎也全來自原生文化圈。只要看看德國DAX指數成分股上的康采恩，就知道這些企業幾乎全由德國人或奧地利人領導。
此外，認為企業家沒有國家觀念的這種迷思由來已久。每當有新的國家想打進工業國的圈子，這些「老」工業國便擔心自己可能會失去部分財富。今天歐洲人懼怕中國人的競爭，而一百年前的英國人則擔心德國人可能會危害到他們，兩者都是相同的模式。英國人對其德國競爭者的描述，如今也非常適合於中國人：「德國人即將征服工業界。那些會使最勇敢、最熱情的人都喪失勇氣的困難，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但這些困難不但無法使他們放棄，反而使他們加倍努力……缺少資本嗎？那麼簡約的生活與節儉便能為他們提供資本……市場上已經充斥著其他國家的產品嗎？那麼他們就極盡所能把價格壓得比競爭對手更低。他們無法以相同的成本製造品質相等的產品嗎？那麼他們就製造據稱幾可亂真的仿冒品。他們沾沾自喜，絲毫不怕偽造。」
無論是當時對德國人的恐懼，或者今日對中國人的恐懼，都是沒有根據的。每當有新的製造者加入時──儘管開頭時他們比我們更便宜──世界也會變得更加富有、繁榮。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便是箇中的測試案例：一時之間社會主義陣營突然以競爭者之姿崛起，能夠以更低廉的成本生產與西方相同的產品。而德國人當然不會放過到東邊廉價購物的機會。德國自波蘭進口的貨物迅速飆升，到2012年時已達335億歐元。但這並不意味著德國經濟的末路，德國人反而因為奧得河東邊新興的財富而受惠，因為德國對波蘭的出口成長更加快速，高達422億歐元。
富裕國家主要與其他富裕國家通商，因為唯有在富裕的地方才會產生需求。這並不是什麼新知識，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就已經說過了。當時英國人民擔心他們在歐陸的競爭對手會變得過度強大，對此斯密自有見解：「想透過外貿致富的國家，最能達成願望的條件便是，它的鄰國都富裕、勤奮且擅於經商。一個四方都被居無定所又貧窮的野蠻人環伺的大國，靠著耕種自己的土地並推動國內貿易，無疑也能致富，卻無法透過出口賺錢。」
透過數字，我們更能看出斯密的見解有多正確。十九世紀時，歐洲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佔全球貿易量的80％，直到今日依舊如此。儘管其他國家如中國、南韓或台灣已經大幅趕上，北美、歐洲加上日本，依然占全球整體生產量的四分之三。唯有富國互通貿易，全球化才可能出現。
過去150年來並沒有發生多少結構性的變化，但每次只要出現科技上的新變革，就有人認為這將永遠改變全球市場的遊戲規則。此時人們也抱持網路可以革新全球經濟的迷思，這些人經常以印度大城班加羅爾（Bangalore）為例，說明少數歐洲公司將它們的財務部門或軟體開發外移到當地。儘管網際網路令人讚嘆，而電報的發明之影響也同樣深遠，但這兩項科技雖加快了訊息傳輸速度，但訊息的寄送與收受者卻沒有改變，依然是富國的居民。這些網絡變得更加緊密，但它們的結構卻沒有多大變化。
除了網際網路之外，還有第二種迷思也經常被用來宣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有史以來，全球金融市場首度彼此互聯。若說從此數十億美元轉眼間在全球被人追逐，一點也不為過，因為光是全球每日的外幣交易，金額就超過四兆美元。但跨境金融交易並非全新的發展，早在十九世紀，英國人每年在國外投資的金額就高達英國經濟產值的5％至7％。
可見全球化不是新現象，新的現象是全球化被新自由主義者為理由地濫用，用來壓低薪資、降低企業稅，並解除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但這些並非必然措施，而是始自1980年代的政治決策，而這些決策若不恰當，還是可以修正的。
經常有人懷疑，在全球化時代是否還能推動政策。隱藏在這種懷疑背後的，是認為企業一旦進行國際性運作，民族國家的權力就會受到剝奪，但這種觀念同樣是錯誤的。民族國家並非全球化的反面，而是伴隨著全球化共同形成的，同時也是全球化的先決條件。德國歷史便為此提供了深具啟發性的例證：德意志帝國創建於1871年，正是在那時期，德國躋身為全球性的出口國。
反過來說，只有強大的民族國家才能在全球化中佔有一席之地。那些與國際往來最密切的國家，也是國家支出比率最高的國家。無論是奧地利、德國、瑞典或荷蘭，這些出口實力雄厚的國家，同時擁有建構良好的管理與社會福利制度
因此，認為全球化必然意味著全球無政府狀態，認為跨國性康采恩與銀行能恣意而為，是一種誤解。國家政治仍擁有極強大的力量，只不過過去30年來，它過度捨棄了自己的權力。
這種對「金融市場」與康采恩的屈從不僅令人惋惜，甚至非常危險。資本主義必須接受政治控管才能繁榮興盛，可惜多數國民與政治人物都缺乏這種自我意識，反而無助地聽信新自由主義的宣傳，因為他們不了解銀行和銀行商品──金錢，是如何運作的。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德國《日報》（taz）的財經記者，曾接受過銀行職員的職業教育，並於大學攻讀歷史與哲學。著有《哇，我們可以納稅，中產階級的自我欺騙》（Hurra, wir dürfen zahlen. Der Selbstbetrug der Mittelschicht）。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資本的世界史》（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