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高教工會2017年的統計，台灣的大學宿舍床位總缺口為26萬餘床，約近5成的學生無宿舍可住，且都會區大學更為嚴重。教育部的資料也顯示民國86年至107年的20年間，學生數量增加了38.8萬人，宿舍床位卻僅增加8.2萬床，數量嚴重不足。到了2021年，這些問題有獲得實質的改善嗎？在床位不足的狀況下，又對於大學周邊的社區造成了何種程度的影響與衝擊？故本文將以一個大學生的角度，去看待大學城的真實樣貌。
各位還記得第一次在外租房的感覺嗎？在台灣就讀縣市大學時，「住宿」肯定是許多讀者在最難忘的回憶之一。本人現就讀台中市的逢甲大學，並在大一入住學校提供的外包宿舍時，在當時除了第一次體會甚麼是校外住宿外，也體會到了甚麼叫做室友情誼、甚麼叫做冬天沒熱水的感覺。
大二時與朋友一同包了舊城區（台中市西屯區何安里）的家庭式公寓，看到了台中舊城區沒落的水族業商圈、試著感受「帶佇台中」的感覺（是抱著炒麵跟東泉辣椒醬入眠的感覺）；到了大三拆夥與原室友比鄰而居包了小套房，並在當時看到歷史性的一刻—學校不續包校外宿舍，甚至是外包宿舍售出等爆炸性的訊息席捲而來，雖說都市型的大學不需提供100%的床位供學生居住，但是學校在床位既已不足的狀況下做出上述決定，無疑將會把更多學生推入租房市場。
如果說房租是出租方與承租方願打願挨下的產物，難道沒有抑制房價的方法了嗎？
不，此時媒體焦點、總統開箱的5星級學舍會是你的救星—才怪！1個月7字頭的房租、趕完工而入住即報修的施工品質，不僅跟在外租屋一樣貴、而且還要與他人合租（經訪談，其實許多人願意多花錢租屋只是為了有自己的私人空間）。難道都市內的大學就是活該嗎？其實不然—生活機能、交通便捷性、公共設施，這些仍然要考量進去，只是精采學舍的價格的確刷新了我對於校舍的看法，我以為學校提供宿舍應該是出於「保障學生住宿」的立場，並且結合區位優勢提供學生良好的居住空間，提升學習效率。
但是從精采學舍的例子也可以看到—學校正在汰換老舊宿舍提升住宿品質，但汰換老舊宿舍的同時新宿舍卻沒有出現，那學生呢？難道要去睡公園嗎？當然是去租房市場「搶」租物件，先搶先贏—沒搶到的話就只能甘願住爛房，或是多加點銀子去承租價位較高的房子。
然學生進入市場後，對當地社區造成了何種程度的引響呢？本人現居住於華夏新村（又稱華夏二村，本文以華夏新村稱之）對於此景頗有感觸—華夏新村位於台中市西屯區，是完工於民國64年的軍眷社區。1963年時逢甲大學遷至西屯現址，在遷校之初西屯仍以鄉為行政區層級、地景為傳統農村景觀，周圍有大魚池及西大墩等傳統聚落，及大鵬三村、逢甲新村等新興聚落（見下圖1）。
甚至有聽聞教授講述曾因為當時社區不足以支撐校內飲食，乃至於一貫道的「大桌素菜」在校內一度大為盛行；1975年華夏新村落成，而後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引導台中市重心西移；直至今日逢甲大學、華夏新村周圍的環境也從農田環繞的寧靜郊區，轉為被逢甲商圈包圍，成為鬧中取靜的大學城。「大學城university towns係指由一所或多所大學院校與鄰近社區所組構，具有大學社區相依、教研產業互持、特殊文化氛圍、社經合作發展、人口素質優化、環境共生共容、資源彼此分享等特性之城鎮。」（湯志民，2012）
逢甲大學的學生救了華夏新村，也毀了華夏新村
就如同長榮大學救了大潭，卻也毀了大潭一般（在台灣，此類案例屢見不鮮），兩者的共通點在於—社區組成就此分成了2類：第1類為原住民（眷村原居住之軍眷）及其後代；第2類是在外租屋的大學生。上述這2類的人從生活習慣、空間需求、作息時間都截然不同，就像我正在寫這篇文章時—正是夜深人靜適合思考的凌晨3點，住在我對面的阿婆卻早已不知道睡到第幾層夢鄉去，待東方既白之際便是我們夜貓子大學生入眠的時間，同時也是鄰居阿婆拉起鐵門燒香念佛的早膳時間。
在入住華夏新村之時我便發現了族群明顯的差異性，尤其是入住滿4個月的今天—我開始發現與眷村形成強烈對比的不只是熙來攘往的學生與原住民，更是整個逢甲商圈與華夏新村在城市景觀、人文環境上的強烈衝突，華夏新村所面對的擾動，逐漸變成了「西大墩聚落」與「逢甲商圈」的衝突最前線，見下圖2。
西大墩聚落即是台中人口中的「老西屯」，當中的信仰中心「西墩福德祠」更可追溯到乾隆年間先民渡台來到貓霧捒開墾的歷史。大魚池聚落則是台中四大媽祖廟之一—「南屯萬和宮」老二媽廖品娘的故鄉，其成神故事可追溯至清朝嘉慶8年（西元1803年）；1975年華夏新村（華夏二村）落成；逢甲夜市在80年代中（約西元1985年左右）開始受台中市府列管，可見其於80年代商圈已有相當規模；大鵬新城於2005年改建落成；中央公園則於2020年底開放使用。
是衝突，也是融合
還記得本人在高中3年級參加都市更新講座時，文化大學景觀研究所郭瓊瑩所長曾說道：「城市應該要保有不同時期的建物，那是一個都市發展脈絡的紋理。」我覺得從上圖（見上圖2）中從西大墩-華夏新村-逢甲商圈之軸線一路向東，甚至延伸到2020年底啟用的中央公園─不就是上述郭所長所談論的概念嗎？
然多元的環境也代表著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屋齡及屋況，且房子會老、人也會老。以華夏新村為例，隨著老一輩的住民漸漸凋零，倘若救護車駛入華夏新村，又停駐許久時任誰都明白發生了甚麼—這也是每座城市的日常，每天都會有人離去與到來，只不過在這裡似乎又更顯頻繁。
離去與到來—有人離去就會有人到來。因為華夏新村鄰近逢甲大學，社區原住民的下一代搬離社區而空出的房屋，逐漸成為逢甲大學學生外宿的選項。華夏新村在空間配置的特色，即華夏巷一至五弄是按照官銜分派的（見下圖3）—東一弄、西一弄為將官級居住；東二弄、西二弄為校級軍官居住；東三弄、西三弄為士官居住；東四弄、西四弄及東五弄、西五弄為士兵居住。
故一至二弄與三至五弄的生態就呈現了不同的風貌—一至二弄的單筆土地面積較大、房屋本身保存相對完好，當中外觀修繕、整建自住的更不在少數，因此較完整地保留了原在地居民，也是華夏新村中小孩最多的巷弄（經訪問聯誼會後獲證實）。而三至五弄的建築外立面，則部分被拉皮為較現代或歐式風格的外立面，雖看似衝突，但這些建築卻讓三至五弄保有了「人氣」免於凋零的意象—有些人離去了，有些人卻到來了。
回想起今年決定承租華夏新村的原因，無非靜謐的巷弄、走路即可到校的距離，以及與學舍相仿的房價、同等級的裝潢，比學舍更為方正的格局、也更為獨立的生活空間。在這之中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宿舍、學舍從來不在我的考量範圍內，我身邊的朋友們本學期（110學年度上學期）住在學舍及過往學校的外包宿舍（台逢學園、翰林學苑）者僅有3人。
除了想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外，學舍的價格亦讓其自身失去了競爭力，上述種種因素加速了學生遷入在地社區，於是乎大學生湧入了大鵬新城、華夏新村等聚落，改變了當地原有生活樣貌，卻也改善了台中為人所詬病的空屋率，也連帶提升了房屋的妥善率，上述概念也就是老一輩常說的—房子就算沒住也要租人，不然房子沒有人氣會壞得很快。
還記得大二決定承租何安里的原因—我喜歡生活在台中這座城市的感覺，吃著炒麵、豬血湯當早餐，睡前再吃一碗淋上東泉辣椒醬的控肉飯，這是在逢甲商圈體會不太到的生活，卻才是台中人傳統的生活模式。從新北到台中念書，若是沒有好好體會台中生活，總會有枉費在台中讀4年書的感覺。
到了今年入住華夏新村時我又有了不同的感受—那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就如同謝孟恭先生在《灰階思考》一書所提到的概念：「變與不變並不是0或是1的選擇，而是要在白與黑之間的灰找到價值的所在。」而那個價值會隨著時間、價值觀而有所變動。
大學城的擴張對居民來說不全然是衝突的，若能在這之中好好發揮大學的優勢，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讓大學與社區不再只是傳統領域與新興領域的對立面、文化對抗最前線，而是可以融合雙方生活又保有獨特性的存在，在過程中我相信也會解決許多社會問題，例如：「合約不利於學生（承租方）、屋主逃稅不於合約載記身分證字號（其實是出租人與承租人共同讓成本壓低的一種的互利模式）等常見問題，乃至於社區老人安養照護、獨居老人凋零等更深入的社會議題。」
倘若學生開始關注在地，或許就可以與社區增加更多交集的可能、產生更多互動的機會—社區當中最可貴的是變動性與不可預料性，任何一個無心插柳的舉動都可能會帶給未來不同的發展。或許當學校、學生與在地社區的交集足夠密切之時，租屋環境也能跟著有所改善，讓大學城成為真正的大學城—是交集與融合帶來的薈萃，而不是侵入與擾動所帶來的冷漠。
最後，我認為學生租房的需求或許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眷村內的結構及型態，卻也某種程度的保留了村子裡的人氣，讓都市發展脈絡的紋理得以保存。在破壞的過程中帶來的是否為重生，抑或是老社區的迴光反照我們不得而知，但總覺得可以在過程中找到彼此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我喜歡繞點遠路，經過烈美堂旁的小巷子回到租處，因為那都是大魚池聚落留下的老厝，是歷史的遺跡；同時也有回到鄉下老家的錯覺—但不同的是走過人家門口時，總會被還以你誰的眼神。」
參考文獻
湯晨（撰述）（2017）。華夏新村～我的觀察筆記。文化部台灣社區通
謝孟恭（撰述）（2021）。灰階思考。天下文化
湯志民（2012）。大學城的發展、類型與實例。2021年10月26日。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研究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2021年10月26日。
＊作者為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3年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