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館是收集和保存過去紀錄，同時提供追求未來者使用的地方。
一個國家必須要相信三件事：
一、必須相信過去，
二、必須相信未來，
三、更重要的是，必須相信自己國民具有向過去學習的能力，並可從評斷過去的歷史中創造自己的未來。
──美國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 1941）
一、檔案研究的意義
這是美國國家檔案館入口處，引用羅斯福總統的一段話，揭示了檔案館與檔案研究的意義。美國政府非常重視檔案的保存、開放與研究。這不只提供一般民眾探討歷史與尋根的需求，更重要的，這是維繫民主制度，追求更好未來的重要手段。他們認為政府會有決策錯誤或甚至有許多政治不義與黑暗問題，這些問題或許透過指定為「機密」的手段，一時被掩蓋了下來。但這些問題仍如實地記錄在檔案中，在未來檔案開放後仍可透過各種使用者的追索與研究，指出政府的錯誤與問題，不只是對過去的錯誤進行歷史審判，更是用作為當前政治的借鏡。唯有不斷的檢討和反省歷史，才能指出未來更好的方向，這就是檔案與檔案館最主要的意義。
中國傳統史學認為「孔子做春秋，使亂臣賊子懼」，古典希臘史學認為「真相才是真理，歷史就是追求真相」。古今中外文明，都認同與強調歷史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人類文明的自我反省、連結未來的啟示，相信人類累積之智慧與學習教訓，「歷史」是不可或缺的學問，也是最為核心之價值。
中外歷史學都是根據「檔案」著說的一種學問。特別是十七世紀歐洲科學理性興起之後，科學成為檢驗真理的方法，歷史學也必須符合「科學」之檢驗。若說可「重複驗證」是科學的一項標準，那麼歷史學就必須以「檔案」作為驗證事實論理的基礎。這樣的歷史論述才有信憑性，也才具有學術的價值。
開啟近代實證史學者是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2.21–1886.5.23），他強調的史學即是檔案史料的研究。史學即史料學，根據並考證檔案史料，已成為近代史學的基礎。然而，在二十世紀以後，這種「實證主義」的歷史學出現了不同的面貌。有人認為「檔案研究」為關注「王朝、政府」等上層階級的歷史（high history），相對於此也應該關注沒有人代言之底層歷史（low history），在社會科學發達的影響下，出現了注重下層結構的社會經濟史。另外在政治學說的影響下，也出現以政治理論論述歷史之政治史。二次大戰後，更在文化人類學的影響下有了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乃至於在新興史學理論影響下出現的大眾史學、影像史學等等。興起諸多不同面貌的歷史研究，相當淡化了史學研究者對「檔案重要性」之重視。
雖然出現諸多不同面貌的史學，但「檔案」資料仍是史學之實證基礎，這點從未改變，尤其是對現代史而言更是重要。美國政府每年花費龐大預算進行保存與公開，不僅開放本國人閱覽使用，也免費開放給外國人，就是因為「找出過去歷史的問題，才能作為未來方向的指針」，而使我們在相信過去「事實」或「問題」的存在下，進而找出並相信與未來之連結，就此而言，檔案研究具有關鍵之意義。
二、美國檔案對臺灣史研究之重要性
對臺灣現代史而言，美國的檔案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美國與臺灣的關聯，可追溯至1854年時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來到遠東，1894–95年甲午戰爭時，美國也曾出面調停。這個時代，無論是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文書，或1903年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 1872–1933）在美國出版的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等，都是研究該時代臺灣不可或缺的資料。日治時期美國駐臺領事館之檔案，也自另一個角度反映了當時的臺灣。
但更重要的是，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已不再是臺灣歷史發展的旁觀者，而是成為影響臺灣歷史發展的當事者。例如，戰時中有關臺灣戰略的討論、開羅會議的決定、戰後協助國民黨占領接收、協助臺灣戰後經濟的復興、冷戰時代的「美援」、透過經援將臺灣納入美國經濟勢力圈而建立臺美依存關係、國共內戰時期美國的對臺戰略思維、冷戰時期的「軍援」、對臺灣國際地位之影響，戒嚴時期對國民黨政府政治開放政策之影響、乃至積極影響臺灣的親美文化等等，諸多臺灣歷史重要的發展面向中都可看到美國扮演重要的角色。若說戰後臺灣歷史發展中，美國是背後推動另一隻看不見的「手」，應不為過。
三、美國國家檔案館簡介
一般檔案可分為公文書與私文書兩類，公文書為政府製作的相關書類，私文書為私人相關書類。美國的檔案館也約可分為兩種，一是由政府出資經營，負責保管政府公文書為主的政府檔案館，另一是以非政府經費，主要是民間出資經營，如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民間檔案館，其收藏以私人捐贈的文書檔案為主。
美國聯邦政府的檔案館又分為國家、地方、總統與其他等四種檔案館。國家檔案館中，主要為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Administration，簡稱NARA），分為華盛頓DC之總館與位於馬里蘭州之二館。此外，目前地方公文書館（Regional Archives System）分布於各州，共有13個，這是地方檔案為主之檔案館。總統圖書館（Presidential Libraries）也有13座，其他（Affiliated Archives）公文書館，如國家公園檔案館，國會圖書館（Congress Library）等即屬於此，共有6 座。上述各種檔案館中，最著名並與臺灣歷史最有關係者，即是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與國會圖書館所典藏的資料。以下介紹這兩者典藏之臺灣相關資料的特色。
首先是國會圖書館。該館收藏一批日治時期圖書資料，其由來據說是在占領時期（1945-1951）美軍從臺灣搬回美國，最初存放在華盛頓文件中心（Washington Document Center），後來這些資料分藏於NARA與國會圖書館，該中心也隨即解散。國會圖書館日文資料主要分成幾部分：一是臺灣總督府相關圖書資料；二是日本舊陸海軍相關資料；三是滿洲資料，以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資料為主。另外，還有日治時期的臺灣地圖。據說1990年代，臺灣曾要求美國當局歸還總督府資料，不過並沒有進一步下文。1992年日本學者發現其存在，從1994年開始進行全面性整理的計畫，直到1996年計畫結束為止，而後由田甫桂三、本多泰洋出版《舊臺灣總督府關係資料目錄》，並複製資料一份帶回日本。另外，又有田中宏己學者整理陸海軍資料，出版《占領接收舊陸海軍資料總目錄》，這些原始資料大部分都歸還了日本。
美國國家檔案館成立於1930年代，1935年正式運作，主要的使命是收藏保存美國政府各級機關的重要檔案，提供公眾使用。原設於華盛頓特區，但1960年代以後，因空間不足，而有增設新館之議，1993年馬里蘭州的二館落成，戰後檔案大都移至此地保存，其所典藏的檔案約占美國政府解密資料的1％到3％，均極具重要性，值得永久保存的文件。馬里蘭州的二館是六層樓的建築物，典藏文件總數約為200萬立方英尺，保存了大量與臺灣相關的檔案。
NARA對於檔案的編目層級方式是以檔案出處為主，主要分為三層。首先是聯邦政府之機關或委員會等，如國務省、陸軍省、國安會議等等，作為分類的第一層，稱為RG（Record Group），目前共有515個RG資料群。若以目前臺灣檔案管理局的編目概念來比擬，RG（Record Group），類似於「全宗」。
RG之下層則為Entry，它相當於政府機關下的處室（Division, Office），類似於臺灣檔案局編目「全宗」下層之「分類號」。Entry下層為Series，這相當於處室下之分部門（Provenance）或單位機構（Agency），為公文產生單位。然後以「盒子」（Box）作為Series層中的編號，保存各部門或單位機構的公文書。這類似臺灣檔案局「分類號」下層的「案次號」。最後在盒子內以資料夾（Folder）保存內容相關聯的「文件」。這些「文件」可能是該機關的「發文稿（留底）」或「收文」。因此在不同的資料群中，可能見到同樣內容的文件。
NARA依照原機關移交檔案狀態而進行編目，基本分成三層為RG-Entry-Box。有時也會有第四層資料夾（Folder）。調閱資料時，至少必須查到前三層級的基本資訊，再加上確切館藏所在位置（Location）之編號，才能調出資料盒（Box），然後在盒中的資料夾（Folder）逐一找出所要的個別資料。
NARA二館二樓的參考諮詢室，分為軍部門（military）與民部門（civilian）兩大類。軍部門如陸、海、空軍與情報部門OSS（1942–1947）與CIA（1947）等；民部門包括國務省、商務省、農業省等部門。雖然館員一般都能回答有關軍部門與民部門之簡單問題，但畢竟術業有專攻，利用者若想更深入地諮詢，最好還是尋求專門館員之協助，往往會有意外的收穫。
因為近代以來美國成為世界超強，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密切，涉及層面也相當廣泛，所以都有世界各國前來找尋檔案的研究者。但因為檔案數量非常龐大，如果沒有任何協助，利用者必須花費鉅資、時間與體力，才能在美國檔案研究中略有所獲。正因如此，有些國家便以集團方式在NARA進行有系統的檔案徵集作業。亞洲國家中，日本自1990年代起便有沖繩縣公文書館、國會圖書館等，進行有計畫之資料徵集，此項工作已進行近20年，且目前仍持續進行中。此外，菲律賓、韓國等也都有國家級的徵集計畫。唯獨臺灣在此項工作上，尚屬消極。
目前臺灣收藏或出版美國檔案之情形有，中研院之美國國家檔案館典藏臺灣舊航空照片與日軍舊航空照片，漢珍公司出版之日治時期以前的美國領事館檔案，另外中研院或大學等購買1945–1955年美國機密檔案之微膠卷，這是公開出版有關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的資料。此外還有已出版之美國外交關係文書（FRUS），臺大收藏美援相關之狄寶賽資料等。近年有臺灣歷史博物館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進行之大戰時期美軍資料與戰後資料徵集等。上述這些臺灣已經入藏之美國檔案複本，數量看似龐大，但實際上仍僅占美國檔案館所藏的少數。
杜正宇博士多年來在美國調查檔案，他指出從目錄上檢索得到的臺灣相關檔案有3,500多筆，這大部分僅是RG檔案群，或近似分群的編號（Entry）。例如在二戰檔案中有一筆：「World War 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二戰任務報告），竟有1,735箱（Box）之多。較小型的RG檔案群，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之援華記錄檔也有4箱。若以每筆25箱，每箱1,000張粗略地來估算，美國國家檔案館之臺灣相關紙本類檔案，就有6,000萬張以上。當然這6,000萬張不完全與臺灣有關，也可能參雜其他國家、或中國其他省市地區的檔案。但就算扣除這些非臺灣部分，推估臺灣相關檔案也可能有數百萬張。
由此可知，前述目前臺灣收藏之美國檔案，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還未掌握的理應更多。如果能廣泛深入利用這些已知與未知的美國檔案，相信對於臺灣戰後史的理解，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將會有巨大的突破。
＊作者為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本文為《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遠足文化）導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