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未公開發行或小規模的公司，這些新規定或許會有些沉重。
集體智慧齊防公司法變調
我們都舉雙手贊成倫理規範、企業社會責任、公共利益和公司治理。但問題是：它們都只是訴諸道德情操的不確定社會概念，在民主社會允宜見仁見智。在國外，它們只是「軟規範」（即soft law）而已，絕非法律規定。
最近，蘋果等外國高科技公司被激進股東要求限制孩童使用手機時間，它們迄今多半置之不理，讓市場評斷。這類倫理爭議如將來發生在台灣，可就麻煩了。
因一旦入法，政府就須解釋什麼是道德，也就極易陷入「管理眾人之事」的深水區。這樣修公司法猶如擁抱政治，而公司法旨在促進投資，故這項修正似非促進經濟發展之必要！如說這些新規定意在規範公開發行公司，正途是修定證券交易法，而非借道公司法，擴大打擊面。如便宜行事，公司法法制只會更加紊亂。
實驗莫大於引起質變，如規範實質受益人，可能將公司法蟬變為反洗錢法！
公司法會變調，並非危言聳聽，最有名之例是德國：長期由勞工董事主導董事會，故國際間學者認為德國的公司法已變成勞動法規。
在國際上，G20的確於2014年訴求企業組織最終所有權人的透明化；歐盟也有普遍立法的趨勢。英國已有電子化的揭露平台；加拿大因設立公司甚為方便，反被不肖份子利用來「雪洗」（即snow-wash）黑錢，最近還登上《經濟學人》雜誌。
加以兆豐金控在美申報缺失受到嚴懲，更是雪上加霜。在此氛圍之下，適巧碰上公司法修正，使它意外成為搶救台灣金融界國際聲譽的救生圈。
假設台灣所有公司都可能洗錢，將近700,000家公司每月都查報大股東或內部人，社會成本極鉅。授權排除申報，裁量依據為何？實質受益人的定義乍看廣於國外，但執行時如流於形式，只查核某層次，有何意義？這些複雜議題都是反洗錢法制的領域，非單純公司登記制度之所長！
對比財政部為落實稅捐稽徵法而自建資料中心，未借道公司法或經濟部。為反洗錢申報，固可追查實質受益人，但應修訂反洗錢法，而非公司法，否則是否對部會、法典、甚至民刑的分際，進行重大實驗？
公司法修正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沾上一些特殊的色彩，是否會把公司法帶入實驗區？如何回歸技術性財經主軸，端視集體智慧。
*作者為中華開發金控公司資深副總經理、中華開發創投公司董事長。本文經台灣金融研訓院授權刊載，精彩全文詳見《台灣銀行家雜誌》2018年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