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人們將饒宗頤與季羨林並稱不無道理，他們兩人皆通曉多國語言，研究領域皆極為廣泛，在梵文、吐火羅文、敦煌學、佛學等領域有交叉研究，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兩人惺惺相惜，互相評價甚高。
有人說，饒宗頤鑽研的學問，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艱深的語言寫就的。他在40多歲學習梵文，60歲以後，學同樣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這些都是為了能直接讀懂最原始的經典。
同時，他與法國漢學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閱讀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落後於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一口氣。不久他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
1978年前後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一書，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而《敦煌白畫》一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這兩部著作的問世，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還是敦煌學研究，饒宗頤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證據，他的習慣是每一個問題都要窮追到底，去學習不同的語言文字，也正是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來，「這個過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罷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強了，這個求知欲吞沒了我自己。」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17年，讓她最難忘的是饒宗頤永遠對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顆童真的好奇心，「正因為每天有了這一顆好奇心，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
饒宗頤經常說，「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他風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識海洋裡的「兩栖遊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裡，到了下午說不定又遊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越是沒有人去過的地方，沒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沈建華介紹，饒先生的寫作通常是同時寫幾篇文章，並駕齊驅，比如說上午寫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許寫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簡帛，遇到問題就放一下，等到把這個問題想通了，再繼續寫。
「有的文章幾天寫完，但是有的文章積累了三十年，像《漢字符號》這本薄薄的小書，他積累了三十年，一點一點寫。」所以，在她看來，雖然饒先生的文集已經出版，但是還有一些舊稿沒有發掘整理出來。
琴詩書畫─打坐有饒功，一念心清靜，參萬歲而一成純
不少人將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相比，認為他們在治學上既博且深，在許多領域開風氣之先，但王、陳二人皆沒有饒宗頤在藝術上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