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一經出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發表評論，並加以推介，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因為這部著作的發表，1962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將其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與錢鍾書並稱「南饒北錢」，但正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風生水起的時候，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掃校園，而錢鍾書在五七幹校勞動或翻譯《毛澤東文選》。
文革中大陸的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在滿世界留下了腳印。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出現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了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從一個領域跨到另一個領域，且在許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成績，這不能不說是托香港之福。
多學並駕─早書甲骨文午寫敦煌晚讀簡帛，碰到問題先放下
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根據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遊子」。
2009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十四卷二十冊，超過一千二百萬字，包含專著八十餘種，論文一千多篇。學者稱其「業精六學、才備九能」，他則以「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這樣氣勢磅礴的對聯，來表現其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則致力於中國精神史的探求。季羨林曾評價他最善於發現問題，絕不固步自封，隨時準備接受新的東西，饒宗頤則說季老懂我。
王國維曾把「新發見（現）」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陳寅恪則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饒宗頤對新材料、新證據的重視和掌握，讓人吃驚。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遊，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地下發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饒宗頤對國外的考古發掘以及研究成果資訊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國內一些偏遠地區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而他則無不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