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三一八佔領運動創造了台灣公民的共同感與榮耀感，但在二○一四的年末，這一切卻似乎岌岌可危。陳為廷的性騷擾案，使得這個形成中的共同體，從風雨同路到風雨飄搖；不僅陳為廷個人的公共參與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整個社會也為了如何評價這件事情而爭執不休。
如果一群原住民參與了一項社會運動，然後發現那個運動的重要人物曾經騷擾原住民——不騷擾別人，只騷擾原住民；也就是，那確實是針對特定族群的一種侵權行為——那麼原住民當然會同仇敵慨，並感到被背叛。因為他們可以為這是一個各族群平等的行動，才跑來參與的呢！尤其是，如果這個大社會裡，騷擾事件層出不窮，那麼一樁受矚目的事件，就足以勾引出所有原住民一生中的被騷擾經驗。這個事件本身會成為箭垛，所有相關的創傷經驗都投射其上，終於遠遠超出了它本身的負載。這時候需要的遠不只是始作俑者的道歉，因為在發酵的早已經遠超過了他所做的事情。陳為廷性騷擾案的發展便是如此：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歷史經驗一則又一則的揭露，而這些總和起來形成了一個對於三一八運動的問號：你們到底會創造一個什麼樣的共同體？我在那裡和你平起平坐嗎？
「你們」。對，「你們」。性騷擾使得被害者從那個想像的共同體裡面跌出來。三一八的時候她也熱切地用「我們」來想像那個共同的未來，但是性騷擾讓她發現自己根本是自作多情，於是共同體又裂解成為「我」與「你們」。
陳為廷放棄了防禦。他當時承認，現在說「不要為我辯解」。然而上述問題仍然懸在那裡，因為那不是陳為廷可以獨力回答的：「你們到底會創造一個什麼樣的共同體？我在那裡和你平起平坐嗎？」一些人給了很糟的回答，例如王丹說好色是人性，或者姚人多說性騷擾是私德；那就等於是回答說，性騷擾是可以忽略的小事，看在國家大事的份上就不要計較了；換句話說，新的共同體在性別上毫無新意，還是隨時準備好要犧牲性別議題的。
更大的聲浪是譴責的，一如往常：揪出色狼痛罵羞辱，來表示對被害人的支持。此外也有對陳為廷表示接納的言論，即使譴責他的性騷擾行為，還是被批評為護短輕縱。藉助犯罪學的相關文獻可以看出，這兩種立場恰好是兩種「shaming」策略。
第一種是naming and shaming，翻成「點名羞辱」庶幾近之，點名的目的除了懲罰與嚇阻之意以外，更是要提醒其他潛在的受害者注意防範。例如梅根法案規定：性侵犯入住，必需通報社區。但是「點名羞辱」的副作用，幾年下來亦非常明顯，大約可歸納成四點：一，它妨礙加害者回到社會、接受教化。二，它強化了加害者的孤立感，提高加害者的再犯機率。三，它容易助長「偏差行為的螺旋」（deviance amplification spiral），也就是孤立的加害者只能與其他加害者廝混，因而習得更複雜的犯罪技巧，造成更嚴重的犯罪。四，在原居地被放逐的加害者會跑去他處犯罪，結果社會還是一樣危險。「點名羞辱」不會嚇阻犯罪，不會保護被害人，也不會減低再犯率（註1）。
研究修復式正義的第一把交椅Braithwaite認為，「點名羞辱」策略對於社會整合有反效果，而其後果便是加害者持續加害，不斷製造新的受害經驗與受害人。Braithwaite提出另外一種方法，他稱為reintegrative shaming：組成一個支持小組，一方面明確告訴加害人，他的行為是錯的，我們無法接受；另一方面仍然關愛與接納加害人。也就是否定他的錯誤行為，但是支持這個人，幫助他不再做出那些行為。加害人在這個小組裡體驗到shaming，但是也始終得到這個小組的情感支持，包含愛與尊重（註2）。
我一直在想這第二種「shaming」應該怎麼翻。「羞辱」不太對，這個支持小組不會把加害人的尊嚴踩在腳底下。我認為翻「慚愧」才是對的，讓那個做錯事情的人知道錯了，並且自覺「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所以有學者指出Braithwaite可能不應該用shame這個字，而應該用guilt，「內疚」（註3）。reintegrative shaming無法簡潔地翻成中文，只好說，這種方法是組成「慚愧團體」，一方面促成加害者慚愧，另一方面讓他有團體的歸屬感。
我看到許多三一八參與者採取的是這樣的立場。他們並沒有低估性騷擾之惡，但是願意接納這位伙伴。他們可能並不知道修復式正義有這樣的提法，但是天下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並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當自己的至親犯了錯誤，明理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和他一起承擔後果。Braithwaite也觀察到，愈是緊密相連的群體，愈能夠用「慚愧團體」來修復。這與所謂「護航」的差別在於，「慚愧團體」並不因為情感上支持這個人，而顛倒是非。「慚愧團體」以集體當作引導力量，其原理簡單來說就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對於性侵累犯，大眾的態度可以總結為兩點：其一是深惡痛絕，所以痛快地羞辱他，作為懲罰的一種方式；其二是期待心理治療可以矯正此「變態」。幾年前我在一個研討會裡，聽吳台齡醫師分享他的治療經驗。他說治療的關鍵在於讓當事人重新建立道德主體。那位案主犯下性侵案後，每次在報上讀到「某某之狼」都很焦慮的覺得是在說自己，他的自尊脆弱而破碎。如果他放棄了而接受「色狼」的身份，那他一定會再犯的，因為他就是禽獸嘛。吳台齡形容治療的途徑：「好比我們現在在台北，康復的終點在台中。我們治療師可以做的是帶他去走北宜，然後經過花蓮，坐南迴鐵路到高雄。我們就只能帶到高雄而已，接下來如何從高雄到台中，那要靠他自己。」那個「自己」必然是一個重新找到尊嚴的人，他知道自己異於禽獸，所以會在衝動時刻懂得自重。
道德主體，是一個有能力實踐道德的人。有效的「治療」，必需促成當事人朝向這個方向前進；也就是，「治療」方法不是踐踏他的尊嚴，而是協助他重建尊嚴。這也印證了為什麼「點名羞辱」會把事情愈弄愈糟，因為把一個人貼上「性侵犯」的標籤、把他污名化，與他的療癒之路恰好南轅北轍。
順著輿論風向痛責陳為廷，或許很解氣。但是有些污名已經超出了他真正做錯的範圍，無限上綱了。例如，我就看不出為什麼可以把他當作一個危險性高的性侵罪犯，說他不宜擁有政治權力，一旦有了權力就會做出更嚴重的事。他在三一八之前沒有什麼「話語權」可言；大家難道不記得媒體如何圍剿他對蔣偉寧沒禮貌，旺中集團又如何加碼以司法恫嚇？三一八之後風向變了，大量無聊的報導為他擦脂抹粉點胭脂，語氣狎暱；他成為媒體甜心，從此有了「話語權」。但是，那些性騷擾案都發生在三一八之前的無權力時期；有了權力以後呢？被報導的是他對人提出性邀約，網路語言叫做「約砲」。
「約砲」何錯之有？趁人不備偷摸是一種騷擾與侵害，因為未得對方同意。那是耍賤招，出暗器。但約砲是光明正大的徵求對方同意，冒著被拒絕或被公開羞辱的風險，這是直球對決，怎麼能夠與性騷擾混為一談？
有性無愛的「約砲」，是主流性道德所瞧不起的，但是它並不必然構成性騷擾。這種事情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陳為廷的方式可能有人認為低級，有些人則認為低級令人興奮；但低級不必然構成性騷擾，更不能記在陳為廷的帳上說他利用太陽花的光環遂行性侵害。太陽花會使對方難以拒絕嗎？如果對方喜歡太陽花，喜歡他，也喜歡一夜情，則何侵害之有，到底誰在不開心？難道我們要建立的共同體必需以結婚為前提交往，以交往為前提上床？
就目前媒體披露的已知事實，得不出「陳為廷濫用學運光環」的結論。從偷摸到約砲，是進步，而不是累犯。偷摸漠視對方的意願，約砲徵詢對方的意願，因此偷摸是犯罪，而約砲不是。把一切性活動都掃進性騷擾的框架裡，是護家盟等級才做得出來的。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共同體？性活躍份子與性少數，在那裡可以和其他人平起平坐嗎？
至此我們已經回顧了幾種不同的反應，每一種都對應著對於共同體的某種想像。父權的，嚴刑峻法的，禁欲的，如重重烏雲掩映。「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共同體？」每一抬眼，懸問仍在。不過這事原本沒有現成的答案，答案應該不在烏雲後面，而在一次一次解析烏雲的努力中。
註1：Anne-Marie McAlinden, “The Use of ‘Shame’ with Sexual Offender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5: 373-94, 2005.
註2：John Braithwaite, Crime, Shame, and Reinter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註3：Sheldon X. Zhang, “Measuring Shame in an Ethnic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5: 248-62, 1995.
＊作者為知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