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國明舉例，有位1980學運參與者得知監控他的人也包括自己指導教授時，所受打擊自然相當大，那教授待他如父兄、卻長期監控他到1990年以後，「我們問他，你碰到教授會不會問他『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他說不會，但他心裡當然覺得很受傷……」這位當事人或許不願嚴厲問責當年監控他的恩師，但若是父親因被告密參加過1947年二二八事件被逮捕的狀況，態度就不同了──問起他怎麼看待當年告密爸爸的人，當事人秒回：「當然不一樣，我不會原諒害爸爸的人。」
就連當事人看待不同時代的告密行為都會有不同態度，更不用說社會大眾也包括認同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作為者、前情治人員，那些看法會更不一樣──無論立場如何，公民座談參與者的共識之一也包括讓線民「現身說法」，讓當年線民出來說自己為何那樣做，由此更了解威權統治時期國家監控人民的狀況、拼湊出更多歷史真相。
「但如果，社會氣氛是『抓耙仔』就邪惡、十惡不赦，就沒有那個社會氛圍讓他們願意出來講了。」林國明說：「人們常說『沒有真相就沒和解』，但如果能創造出一個願意對話、理解不同觀點的人的看法的社會氛圍，那時，也會有更多『協力者』願意站出來說話吧？」
「能夠進行對話跟理解、願意傾聽的社會氛圍，可能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更多的威權統治的歷史。」林國明最後如此說。確實，雖「歷史」常被連結到「真相」，真實的歷史不會有唯一真相，拼湊一塊塊歷史的線索，仍待無分立場的更多人可以安心出來說、離真相更近一步。而那從來不是容易的事。
參考資料：促轉會委託調查研究報告公開全文，〈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