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446條中正路，但台灣還存在許多我們習慣、沒想過的東西，是獨裁統治留下來的……」轉型正義該改的，只有「中正路」嗎？20日下午，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碩士、目前於德國讀博士班的鄭嘉瑩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演講，借歐洲經驗談《促轉條例》通過後的各種不足，思考台灣還能多做些什麼。
「有理想很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財源不獨立 換政黨是否能繼續？
「錢」是促轉會將面對的第一個問題。鄭嘉瑩表示，據《促轉條例》，今年今成立的促轉會屬中央二級獨立機關，類似中選會、NCC等直接掛在國家之下，但他國的相關機構是獨立基金會，財源的差異，很可能造成兩者達成轉型正義效果的差異。
「這樣爭議的歷史事件，如果沒有獨立預算，超越政府能控制你、左右你，換了人可能就要重來一次……會有2020下一個促轉會嗎？就算是民進黨執政，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鄭嘉瑩表示，目前促轉會的一大問題在於「沒有獨立超然性」，掛在國家之下並由行政院編列預算支應，恐產生下一個政黨買不買帳、「編100塊你認了，編10塊你還是得用」等問題，受到執政者意向局限。
其他國家是如何面對「錢」的問題？鄭嘉瑩以「德國聯邦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為例，財源來自不當黨產沒收後的基金，基金會也可以將檔案等歷史資料做成明信片來增加收入，但台灣財源不獨立、也受限法規無法營利賺錢。
「有理想很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活在政府的陰影下，我們看到的是有限的，為何不能讓機關以自己的力量運作？我們到底是不信任什麼？為何一定要放在政府名字之下？」這是鄭嘉瑩對現有促轉會的一大憂心。
2年時限恐讓報告倉促了事 不知道檔案在哪、無權調用更是大問題
時間限制，也可能造成轉型正義報告倉促了事。鄭嘉瑩表示，通常國際很少規定進行轉型正義工作的時限，頂多寫「到受害者、加害者家族凋零為止」，但現有《促轉條例》相當罕見地提出了2年時限：「這會回到預算的問題，如果2年做不完，預算怎麼編會是個問號……既然定兩年，是否可能為了執行而執行、倉促交個報告對全民了事？」
2年內要徹查過去發生的所有問題相當困難，會碰上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檔案證據如何取得，鄭嘉瑩說：「台灣可能很多檔案在國外大使館、使節寫的報告，台灣學術單位沒有有系統去翻譯、整理、調閱，只能看誰佛心來的，把檔案挖出來寫……」
鄭嘉瑩表示，各國處理歷史爭議係先將檔案強制沒收歸公，例如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將整個東德國家安全局的檔案都保存下來，1991年德國強制沒收兩德時期東德檔案，南非更是一律凍結，「哪怕只是一份挖水溝的公文」，但在台灣，促轉會會面臨到的大問題就是無權去要檔案：「促轉會能否殺去新店（警備總部）調查，翻遍法條找不到。」
「大費周章立了一個法，結果什麼武器都沒有，對受害者、加害者來說都不公平，加害者做的事可能沒證據，受害者也很難平反名譽……我們連檔案在哪都不知道，特務的問題沒有人可以清楚說出檔案在哪，這只能靠政府願不願意主動回頭。」
中正紀念堂、中正路、「雨農」國小怎麼改？改了以後還該做什麼？
除了錢、時間問題，鄭嘉瑩嘆，《促轉條例》亦無交代該如何處理中正紀念堂、慈湖等政治遺址的問題：「中正紀念堂原址被迫遷走的人要不要賠償？賠完以後要拆，還是不拆？這東西沒有正確答案，但留或不留都是一門藝術、一門智慧……我們真的該用國家預算去悼念獨裁者嗎？跟北京人民大會堂、俄羅斯列寧墓有什麼不一樣，這是台灣一直沒有思考的，《促轉條例》也沒提到。」
鄭嘉瑩也提醒，除了討論度極高的中正紀念堂外，台灣有一些被「漂白」的政治遺址，例如過去警備總部變成海巡署、又變成國防後備指揮部，或被忽略的遺址，例如全台各地過去國民黨員集合地點、中山堂、介壽堂，「如果今天留了他，能否詮釋他？如果不留，怎麼該下一代交代『為什麼不留』」，也是台灣人該思考的。
《促轉條例》過關後，要不要改掉「中正路」成熱門話題，而鄭嘉瑩表示，除了「中正路」以外，台灣還有很多獨裁統治留下來的地名，例如跟特務戴笠有關的「雨農國小」、或一些因為「國民政府覺得不好聽」被改掉的古地名，要不要、該不該、怎麼回復，都是必須思考的。
鄭嘉瑩也提醒，改名雖然不難，但改了以後也該思考是否該補上介紹，例如「何時改路名」，下一代才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該改怎樣的名字也是一門學問。
「有沒有可能改掉中正路的路名，取一個大家都能信服的新名字？」鄭嘉瑩以德國瓦特‧柯林恩貝克路（Walter Klingenbeck-Weg）為例，這條路名係紀念一名反納粹年輕人，他在14歲起身反抗、之後因慶祝同盟國勝利被送上斷頭台。
瓦特‧柯林恩貝克的故事在1997年被放進教科書，教會一旁的路也以其名命名，鄭嘉瑩說，這是「提醒大家這條路上70年前有個年輕人站出來，反抗時代下的不公義」，路旁也有放上他的照片說明過去歷史，是台灣可參考的作法。
「台灣能做的應該不輸人，這塊土地能做的更多」催生台灣歷史記憶
最後鄭嘉瑩提問，《促轉條例》能否「催生出屬於台灣的歷史記憶」？鄭嘉瑩以「天馬茶房」為例，嘆台灣雖然保留了天馬茶房，許多人經過南京西路卻不知此處與二二八事件有關，「我們從來沒有去想過屬於這塊土地的歷史記憶是什麼，發展觀光跟教育下一代的機會。」
鄭嘉瑩舉例，德國有民間團體發起「踏腳石」藝術，在路面鋪上金色小磚簡介每棟建築物過去歷史，在國外甚至能包裝成高價旅遊行程，但在台灣，過去埋葬受難者的六張犁公墓卻沒在六張犁站立碑，是很可惜的：「台灣能做的應該不輸人，這塊土地能做的更多。」
鄭嘉瑩提醒，無論《促轉條例》會不會「落日」，民間或許都該思考要不要做類似「踏腳石」這樣的計畫。歷史記憶係台灣珍貴的資產，能否從轉型正義過程裡梳理出這些，將是台灣人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