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忍氣吞聲，太臭了！」
1858年，倫敦《城市新聞》評論文章發出這樣的疾呼。
這裏說的「太臭」有一層隱喻的意思：指政客無為，不採取行動治理顯而易見的大問題。
伴隨著人口增長，倫敦處理污水污物的系統越來越難以招架。為了緩解化糞池的壓力，當局鼓勵市民將污水污物傾入入排水渠。舊有的化糞池本身已經存在許多弊端：洩露、溢出、釋放甲烷等。
1849年的卡通「骯髒的泰晤士河——更像露天下水道」
但是，新舉措又引發另外一個問題：排水渠的設計初衷是排雨水，直接通入泰晤士河。
這就是那個字面意義上的「太臭」：泰晤士河成了露天下水道。
霍亂流行。一次爆發導致14000倫敦人喪生，幾乎佔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土木工程師約瑟夫·巴瑟傑（Joseph Bazalgette）提出一個構想，修建全新的密閉排污系統，將污水排放到遠離城市的地方去。當時，政客面臨盡快通過這項計劃的巨大壓力。
1858年夏天，倫敦遭遇酷暑，泰晤士河臭氣熏天，想躲也躲不開，誰也無法再和顏悅色、「忍氣吞聲」地談這個問題。
那年夏天，成了後來著名的倫敦「大惡臭」。
卡明的S彎管對抽水馬桶的普及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擁有現代衛生條件的城市，你可能很難想像，每時每刻身邊都彌漫著人類排洩物令人窒息的惡臭，這是怎樣的可怕。
能有今天，我們應該感謝許多人，但是，最應該感謝的那個人或許有些出乎意料，他是亞歷山大·卡明（Alexander Cumming）。
「大惡臭」之前，卡明是倫敦的手錶技師，以擅長精密、複雜工藝出名。喬治三世曾專門請他製作記錄大氣壓力的精密儀器；卡明還研製出切片機，能把木頭切到非常、非常薄，用於顯微分析。
但是，卡明改變世界的創新發明卻和精密工程學毫無關係，那不過是一段管子，卡明將它扭成彎狀而已。
1775年，卡明註冊S彎管專利。這個彎管是製作抽水馬桶依然缺失的成分。
有了抽水馬桶，才有了現在意義上的公共衛生系統。
抽水馬桶的廣告
此前，抽水馬桶一直沒能成為可行的選擇，原因是臭氣：管子把馬桶和下水道連接起來，能把排洩物沖走，但也會讓下水道的臭氣上返，除非你能有什麼招數把馬桶密封。
卡明的辦法非常簡單：把管子扭彎。水留滯在彎處，彷彿閘門，防止臭氣上返，每次沖馬桶後這裏重新蓄水，關閘。
現在，彎管的名字從S型發展到了U型，抽水馬桶的工作原理並沒有改變。
但是，抽水馬桶的推廣非常緩慢，直到1851年在倫敦還是稀罕物品。抽水馬桶在水晶宮舉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上參展，引起大批人駐足。
使用抽水馬桶的費用是一便士，因此，後來英語中就有了一個委婉的表述方法：「花一便士」，意思是上廁所了。
博覽會上，成千上萬的倫敦人排隊花了一便士，慨嘆嶄新設計創出的美好奇蹟。
如果說，萬國博覽會向倫敦人展示了未來公共衛生系統應該是怎樣—乾淨、無味，毫無疑問，政客們拖拖拉拉、不肯給巴瑟傑設計的排污系統撥款，一定讓倫敦人更加不滿。
奈洛比的貧民窟，這樣的排污水溝很常見
170多年過去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現在全世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用上了所謂的「改良衛生」設施，比起1980年的四分之一前進了一大步。
但是，這仍然意味著，世界上還有大約25億人沒有用上「改良衛生」設施，再說，「改良」這個詞本身的標準並不高。它的意思是能「用衛生的手段將排洩物與人類接觸分開」，但並不一定包括污水處理。能夠用到這樣級別的公共衛生系統的人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一半。
長期未能推廣妥善的公共衛生系統造成的經濟代價很多，比如治療腹瀉性疾病的醫護費用，在意衛生條件的人不願意來旅遊損失的收入等等。
世界銀行「衛生行動經濟學」報告給它貼了個價簽。報告說，在一些非洲國家，衛生條件太差導致GDP縮水1到2個百分點，在印度和孟加拉是6個百分點，在柬埔寨是7%！
一滾再滾，雪球很快越來越大。
1862年，巴瑟傑（右上角）參觀施工現場
挑戰是，公共衛生設施並不是市場必須提供的。廁所要花錢，但是，在街頭隨意大小便是免費的。
比如說吧，我修一個廁所，我要負擔所有費用，但是街道更清潔的好處卻是人人受用。
用經濟學詞匯來形容，這叫「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有「正面外部性」的商品通常比社會整體期望的採納速度要更慢。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肯亞首都奈洛比的基貝拉（Kibera）貧民窟中「會飛的廁所」。
「會飛的廁所」運作方式是：人們將大便排入塑膠袋。半夜三更，拎起塑膠袋舉過頭頂，猛轉幾圈，扔到越遠越好。
把「會飛的廁所」改成抽水馬桶是要花錢的，馬桶的主人當然會享受到好處，但是我敢打賭，鄰居一定也更高興。
反過來說，手機。買手機也要花錢，但是，好處基本上只我一人享受。
S型彎管的歷史比手機長將近10倍，但是現在有手機的人數遠遠超過有抽水馬桶的人，這也是原因之一。
1858年，倫敦「大惡臭」期間的議會大廈
如果你想擁有抽水馬桶，你最好還要有下水道體系，把馬桶連上去。但是，修築下水道是重大項目：成本高、規模大。
巴瑟傑最終總算得到撥款、開始修建他的倫敦下水道，項目歷時10年才完工，總計挖掘250萬立方。
因為上面說到的那個外部性問題，這類項目可能不受私有投資者的青睞，通常，這需要政客有決心，納稅人願意付出，還要有運作良好的市政府。
看起來，這些必需品都比較短缺。根據201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印度城鎮只有6%成功修建了哪怕只是覆蓋一部分地區的下水道系統。
拖延能力看來真是無窮無盡。
同樣，倫敦「當官的」也曾經一拖再拖，但是等他們最後行動的時候，相當神速。
史蒂文Halliday(Stephen Halliday)在他撰寫的《倫敦大惡臭》一書中說，議會只用了18天時間就通過了巴瑟傑項目動工所需的所有法律草案。
怎樣解釋他們突然敏捷到令人眼花的原因呢？
地理優勢！英國的議會大廈恰好座落在泰晤士河邊。「大惡臭」期間，工作人員曾經把窗簾浸上氯化液，試圖遮掩臭氣。這樣做根本沒用。不管下多大功夫，議員還是逃不掉被熏。
《泰晤士報》調侃說，看到議員離開議會大廈圖書館，「每位紳士鼻子上都捂著手絹。」
如果引起政客關注總是這麼容易該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