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分兩個層次，即聽覺印象和概念。不同語言對同一個概念有不同的發音。學習不同語言尤其是聽的部分要轉化成概念就要下一番功夫。另外文字部分，中國文字又非常獨特，因為它本身不是聲音符號，也就是說它不是用來記錄說的話，舉例來說，寫下來的字「杯」，識字者閱讀文字後看懂了並形成概念。如果用說的，一旦說話者用廣東話或閩南話發音，只會國語發音的人就無法連結並形成那個用來盛載水的器具，即聽不懂。英文字及發音都相同，說CUP就不會發生誤會。
最近某電視台訪問台南某國小校務主任有關學校操場邊坡土壤滑落問題，該主任表示對滑動山壁要「植筋」處理，電視台紀錄在電視螢幕下方旁白文字為「質莖」顯然有誤。植筋是一個概念，而且是建築方面的概念，沒有經歷這方面學習的人就沒有產生這方面經驗就容易誤解了，如果一個音一個概念，「植筋」變成一個詞兩字兩音就更難了。但如果用書寫方式，讀者們雖然不是學建築的，對植筋概念就清楚明白了。可惜電視台寫錯沒讓人明白。
同一電視台另一則新聞有關某市議員醉酒推撞路人事件，螢幕下的標題為〇〇市議員〇〇〇醉酒斷片，「斷片」一詞是來自香港，香港有一段英國殖民時期，語言中英混用，說的話是廣東話卻非羅湖以北的廣東話，舉例來說股票市場的「窩輪」及銀行業的「燕疏」，即warrants及insurance的英文中寫。這是香港的特殊環境產生的語言，其中共同生活的人們一同經歷並演化這特殊文化，使用概念的習慣語言表達方式跳脫中文框架。語言學家杭士基（Chomsky）探討語言的深層結構和表面結構互相轉化問題，所提語言的深層結構與文化及環境發展息息相關。
一個高度商業化、英國統治過、廣東省最南端的港口的人善用中英混用概念轉化方式應運而生。語言中轉化的概念，中國文字中成語的使用很突出，如這人犯的錯「罄竹難書」，四個字「罄竹難書」轉化的概念有畫面有情節很玩味。「斷片」一詞也是這樣；早期電影院後方放映室還用膠捲底片放映電影時，全院黑暗強光從放映室小窗中投射到大螢幕時，光束清晰可見，膠捲會因放映機過熱而融化，而膠捲融化瞬間畫面也會投映到螢幕上，之後全院一片漆黑，短暫漆黑後就是刺眼的亮燈，掃興可想而知。這種情形最常發生在設備簡陋專門放映二輪西洋三級片的戲院，噓聲罵聲隨燈亮起鬨。「斷片」一詞當天新聞標題下得貼切，但仍轉頭問了一下身旁念大學的女兒，她說「知道啊，斷成一片一片的，意識不清楚的樣子。」她的答案想想也可以。但心理仍捏一把汗。
兩岸三地人流貨流頻繁，三地風俗習慣、用語方式交互影響，常聽香港人說政府「打壓抹黑」民主派，「打壓抹黑」是台灣用語，也有大陸人說「打的」，其實是香港人搭的士的簡略說法，正確為「搭的」，「的士」是taxi的英文中寫，白話是搭計程車。語言是說話工具，「打的」好「搭的」也好，聽懂就好，這是較實用的講法，「打」跟「搭」寫法有誤概念有差但音卻接近，說不定許多方言中「打」跟「搭」是同音字。中國字特有的轉化方式，字與聲音各自獨立，馮京與馬涼字與音都不同，字形相似而誤會更大，我們亦以此為鑑，寫字時更小心。說北京話、廣東話或閩南話的人說不同語音的方言但寫的字都一樣小心。亦因此可見中國文字可貴之處，四川人蘇軾寫赤壁賦、湖北人屈原寫九歌、台灣人連橫寫台灣通史，沒有因地方方言說話方式影響文字書寫，相對現代對用字的態度，可見古代文言文的講究，在中華文化中的價值。
「植筋」寫成「質莖」，是音同而字異，導致錯誤概念，雖不涉及道德法律，但傳媒應有教育民眾責任。斷片是斷成一片片或掃興之意，聽懂就好，因約成俗無傷大雅。台灣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執政，這太平洋西陲、日本人及荷蘭人曾經殖民過、隔著海峽福建省旁邊的一個大島嶼，特殊時空環境也有一套自己的語言邏輯，或如同樣是華人社會香港一樣，卻是在華語上增加了一抹東洋色彩。或許執政黨沒有去中國化而是行台灣化。一個地方文化的形成是每個個人隨著人群、社會制度，環境，生活經驗的變化而修改自我行為的一個過程，19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一直影響後世的科學思維，人類學也相信文化是有機的並且向前的。執政黨所做若是去中國化，等於否定昨日的自己，文化是不斷改變演化，文化不變的就是「變」，但風險很高，研究原始部落消失原因都知道，除了毀滅性的天災突變，就是外來文化的侵蝕，本身組織制度解體所致。
真的有一天「馮京」是「馬涼」，「植筋」是「質莖」時，不再因循過去的習慣，而且改用羅馬倂音全跳脫中國字形音義框架；洗掉所有中國氣味，而且相信居住在這塊土地的大家可以會再奮起，形塑台灣文化。真的是這樣嗎？試問做好團結這地方的每個個人隨著人群、社會制度，環境，生活經驗一齊努力轉變並修改自己的行為了嗎？有沒有再1個百年就是106年時間？先挑一件事試試看，全體政府總統跟以下大家一齊大聲唱國歌？預…備…，起…
＊作者為退休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