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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沃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戰爭帶給人類生命、情感的衝擊，其他經驗難以企及。一戰期間，英國與愛爾蘭有超過2000人公開發表詩作，有的描述飢餓、受寒的困頓，有的抱怨長官昏庸，當中最常見的戰壕詩作，多來自比利時、法國地區，協約國或同盟國士兵的西線戰壕生活。
戰爭詩（war poetry）的定義是「以戰爭為主題的詩作」，詩作中可見戰爭影響的亦可視為戰爭詩，就像一戰時期的詩人，作品或多或少會受戰爭影響，但多數戰爭詩的討論，仍以第一個定義為主。
戰爭想像的集體轉變
編有《牛津戰爭詩選》（Oxford Book of War Poetry）的牛津大學英文教授及詩人斯托爾沃西（Jon Stallworthy）認為，一戰時期的戰爭詩對於戰爭詩史的重要性，就如同一次大戰之於戰爭史，作品充分反映當時民眾對戰爭想像的轉變。
那段時間，人們對戰爭想像與感知產生了巨大變化。斯托爾沃西舉例，戰爭爆發初期，朱利安•格倫費爾（Julian Grenfell）等人的詩作，突顯戰爭帶來的光榮，帶有一種「我們是快樂部隊」的氛圍。（西格夫里•薩松（Siegfried Sassoon）詩作〈Absolution〉，就有”we are the happy legion”的詩句。）
隨著戰事持續演進，人們發現戰爭不如荷馬（Homer）與維吉爾（Vergil）史詩那樣壯麗，普遍的態度轉變，清楚可見於後期詩作的文字與觀點表達，像是最常被提到的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西格夫里•薩松、艾薩克•羅森堡（Isaac Rosenberg）與愛德華•湯瑪斯（Edward Thomas）等反戰派詩人作品。
悲壯與浪漫〈The Soldier〉
戰爭第1年便英年早逝的詩人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是一戰前期詩人的代表之一。葉慈（W. B. Yeats）曾讚美布魯克是「英格蘭最英俊的男孩」。他的詩作以理想主義聞名，就讀劍橋國王學院時，便以天賦及出色外貌吸引眾多仰慕者。
布魯克與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知名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及吳爾芙（Virginia Woolf）等多名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文人團體的成員都有來往。
許多評論者認為，布魯克的詩過於多愁善感，缺乏深度，但認同他詩作足以反映英格蘭一戰爆發前的情感氛圍。戰爭爆發後，旅居美國及加拿大等地的布魯克，回國加入皇家海軍，但他1915年前往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Gallipoli）途中，就感染敗血症而死，得年27歲，可說是英格蘭戰爭損失的青年才俊象徵之一。
布魯克的〈士兵〉（The Soldier）寫於1914年戰爭爆發前，常與威爾弗雷德•歐文的反戰名作〈甜美及光榮〉（Dulce et Decorum Est）作比較。詩中描述一名英國士兵之死、以及他生命功績，表露對祖國的忠誠愛意。詩中陳述，這名士兵的犧牲及其安葬之地，將成為英格蘭永恆國土；於結尾處宣告，陣亡士兵平靜地回歸英格蘭天堂懷抱。
欣然奮戰〈Into Battle〉
朱利安•格倫費爾1915年發表的〈投身戰場〉（Into Battle），在戰爭初期詩作中，知名度僅次於〈士兵〉。格倫費爾生前喜好戰爭的刺激，認為它能「活化事物」；他曾在信中表示自己「熱愛戰事」，將戰爭視為光榮祖國途徑，這種想法後世已不復見。
格倫費爾因頭部傷勢死於1915年，得年27歲，部分學者認為，若他戰爭前期並未戰死，可能也會像薩松等詩人一般，失去對戰爭的冀望，態度轉而生厭。
這首詩使用自然意象，襯托「快樂的士兵」依循自然活力，前往戰場奮戰的想像。彷彿戰爭也是大自然一環，為國家奮戰就是光榮舉動。
士兵即救主〈The Redeemer〉
時常頌揚英格蘭鄉間生活的詩人西格夫里•薩松，出身優渥的猶太家庭，曾就讀劍橋大學歷史系，但未完成學業，之後過著英國鄉紳的生活，喜好打獵、打板球，也出版一些詩作。
1915年，薩松從軍前往法國，他的英勇表現贏得「瘋狂傑克」（Mad Jack）的稱號，並2次立功受勳，但隨著戰事拉長，長期參戰讓他心態產生轉變，萌生倦意。
1917年，薩松投書《泰晤士報》（the Times）提出反戰主張稱，那場戰爭如今受到政府刻意且不必要的拖延。戰爭英雄及知名詩人的這番說法，立刻引發公眾議論。詩人同袍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拼命說服當局，薩松才以砲彈休克症（shell shock）等精神衰弱理由，逃過軍法審判。
薩松隨後被送往愛丁堡奎葛洛卡戰時醫院（Craiglockhart War Hospital）治療，遇見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對後者創作有很大影響。兩人後來分別回到前線，歐文不幸戰死，薩松則再度受傷，返國修養直至戰爭結束，安享晚年。
〈救主〉（The Redeemer）是薩松1915年在前線寫的第一首詩，但1916年3月重寫過。詩中呈現從軍經驗帶來的孤立感，以及士兵與平民間的隔閡。他寫道：當「平靜的凡人」（peaceful folk）床上酣睡之時，軍人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詩中比喻士兵有如救主，為了保護英格蘭與人民的安穩，願意犧牲一己性命。最後一句（Mumbling: ‘O Christ Almighty, now I’m stuck!’）常讓作品被歸類為反戰詩，但也有觀點認為，詩作仍然肯定軍人保家衛國的使命。
恐怖的甜美榮光〈Dulce et Decorum Est〉
反戰詩人代表人物威爾弗雷德•歐文，出生於英格蘭施洛普郡（Shropshire），他的參戰經驗，讓詩作深具震懾感與現實性，作品刻劃一戰士兵的戰壕生活，以及他們面臨毒氣攻擊的恐懼。
戰前，歐文在法國擔任法語及英語教師，開戰發後返國從軍。但戰場上的精神創傷，讓歐文罹患彈震症及精神衰弱。1917年，在愛丁堡奎葛洛卡戰時醫院休養期間，他結識了亦師亦友的詩人薩松與當地藝文人士。
歐文大部分重要詩作，在1918年8月回到法國前線前的這段時間寫成，可惜他重返戰場後，11月便不幸犧牲，得年僅25歲。
寫於1917年的〈甜美且光榮〉（Dulce et Decorum Est），描述英國士兵遭到氯氣攻擊的場景，與1名來不及戴上防毒面罩的同袍的恐怖遭遇。詩末結論，任何親身見證戰爭的人，都很難重述那句愛國的陳腔濫調：為國犧牲既甜美又光榮。
這類作品雖是後人理解戰壕苦痛的主流聲音，但當時詩人對戰爭抱持的恐懼及遺憾態度，未能受到今天這般重視。60年代反戰思潮中，這些作品重新被發掘、利用，80年代以後，歐文逐漸成為最具代表的一戰詩人。部分學者提醒，即使詩作可能啟發自歐文親身經驗，依然是藝術作品，而非自傳紀錄，不能代表一戰士兵的總體經歷及感受。
擁戰、反戰非絕對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英國文學講師達斯（Santanu Das）認為，戰爭詩是藝術與政治的結合；最好的戰爭詩，時常不會清楚地落於擁戰／反戰的絕對二分範疇，而會引領讀者探索更加基礎的問題。時值一戰百年，正是重新檢視一戰戰爭詩的研究及閱讀意義的時機。
除了以往熟悉的反戰派詩人，澳洲、加拿大、印度等地發表的詩作也值得研究，「英國詩作」的多元背景也值得細究；例如薩松來自猶太家庭，羅森堡是俄國猶太移民第二代。小說作家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與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等人的作品，也該納入討論。
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象徵：虞美人花
為了紀念1918年11月11日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及陣亡將士，1919年11月11日英聯邦首度舉行的國殤紀念日，也稱為虞美人花日（Poppy Day）或停戰紀念日（Armistice Day）。紅色虞美人花，是當時募兵、募款的宣傳象徵。由來亦是一首戰爭詩作：《在法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
《在法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詩作全文請點選標題連結）
In Flanders fields the poppies blow
Between the crosses, row on row,
That mark our place; and in the sky
The larks, still bravely singing, fly
Scarce heard amid the guns below.
《在法蘭德斯戰場》是加拿大軍醫約翰•麥克雷（John McCrae）在1915年5月的作品。他參與比利時第二次伊普爾之役（Second Battle of Ypres）時，友人海爾默（Alexis Helmer）不幸戰死，麥克雷主持友人葬禮後寫下此詩。
在荒蕪的西線戰場上，虞美人是少數快速生長的花，這種花在翻新土壤會快速綻開，飽受戰爭摧殘的戰場及新翻墓地間，因此就開滿了虞美人。《在法蘭德斯戰場》便描述犧牲慘烈的西線戰場，紅色虞美人花四處綻放的情景。最後一段則寫到，這些戰亡將士的意志，將由存活下來的同袍繼承。1918年1月28日，麥克雷因肺炎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