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當時是一個大新聞，因為官姐在媒體上的印象還很鮮明，不少媒體也敬佩她，輿論風向也同情她，我們更花了很大力氣去找蘇貞昌和台北市長馬英九算帳。那時我真覺得，官姐的死如泰山之重，連一些過去不太表態的學者與社會團體都開始動了，開始思考「如果早一點推性工作除罪化，官姐是不是就不會死？」我認為官姐的死，也帶動了2009年的大法官釋憲。
我想，其實很多人現在都認可這是一種工作，但不是一個平常的工作，思考性工作除罪化議題，有時更牽涉怎麼看待自己和性交易的利益關係。我們聽過一些太太擔心，若性產業開在她家隔壁，先生是不是就很容易跑去？還有人說，不知道要怎麼教小孩？背後思維隱含「這種行業不需要付出太多勞力、好逸惡勞、愛慕虛榮」等印象，怕小孩朝這種「志向」看齊，於是也出現一種論調說，真的要做性產業，就劃1個專區或去人煙稀少的地方，例如山上。可是，日常生活中的性產業，尤其都會區，就已經在大街小巷裡了啊！按摩店、旅館、三溫暖都有，大家心知肚明，整個社會的意識，卻還沒走到把它「平常化」。
投入公娼抗爭 思索婚姻、家庭、性伴侶關係
投入1997年9月開始的公娼抗爭，對我也是很大的衝擊。那時我20歲，念台大哲學系，是個中產階級的公教家庭小孩，有點不食人間煙火，但台大勞工社5月邀請女工團結生產線的王芳萍來講課，我聽到她講《中國時報》工會的經歷時覺得有趣，暑假便在女線當義工。機緣巧合之下，銜接到公娼抗爭。
當時，社會上根本還沒有「性工作」這個詞和概念，是公娼抗爭才打出來的。在那之前，我所受的女性主義教育，黃淑玲、劉毓秀等學者告訴我們的，也是「性是不可以買賣的」，直到那時我才開始反省，為什麼我們那麼快就接受「性不可以買賣」這個概念？是不是跟出身背景有關、跟階級有關？對於大學生而言，發展情慾處處是機會，不太需要性消費，像我聽過1個公車司機說，他1天上班15、16個小時，離婚並非他不會經營感情，而他需要「性」的時候，買春又有什麼不對？
對於學術上主張「性不能買賣」，我也認為這種論理太把「性工作」特殊化。同樣是勞力工作，性工作的勞力為何不成立？我不會過度美化性產業，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服務業一樣，重點是讓消費者、讓客人爽，不是自己爽。但細緻來談，娼嫖關係不是傳統的女性主義者想的那麼簡化，作用權力關係有很多因素，並非客人一定是強勢的、小姐一定是受害的，雙方有彼此的條件。我聽過菜鳥客人遇上年輕貌美的小姐，小姐條件好，不怕沒生意，對客人很兇的個案。而如果小姐在整個大環境裡是弱勢，建立制度、改善工作者的勞動處境才是治本，目前性工作者當然還是女多男少，但對我來說，「性」的污名壓迫女人，就更應該打破污名，讓女性有需求的時候也可以消費。
「我無法輕言離開」
在公娼阿姨們的世界裡，我理解到婚姻、家庭及傳統的單一伴侶關係不是人生的全部，也看見本來想不太到的。婚姻、感情樣態的多元與變遷，不一定像童話故事那麼簡單美好，娼館正是戳破這一切的地方，我開始面對感情的實相。一方面那個年紀，也是我個人對性、身體展開探索的時期，逐漸理解到性與愛不一定重疊，使我反思「性道德」這種東西；反廢娼運動一路走來，我從這個運動裡得到很多養分，深刻影響我生命裡核心的部分，影響我和家人、情人的關係。你問我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刻？每當我看到自己的無能和挫折，就覺得搞運動的確需要「強壯」，但這是一體兩面的東西，我在這裡受到的滋養，也不是其他工作能夠給予，我無法輕言離開。
在公娼阿姨們的世界裡，鍾君竺理解到婚姻、家庭及傳統的單一伴侶關係不是人生的全部，也看見本來想不太到的。（葉信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