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政府如果還有餘力去運用外交手段抵抗日本侵略時，其重點也是放在歐洲，而不是美國。國民政府最初的努力是求訴於國際聯盟和歐洲的強國，比如說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中國政府對美國的態度，則一直要等到它的重歐輕美策略明顯失效之後才開始轉變。這期間所經歷的是：國際聯盟和華盛頓公約各國完全無法制裁日本，義大利和德國相繼採取袒日政策，歐洲國家既不願也不敢為中國而觸怒日本，以免引起後者對它們在亞洲殖民地進行報復行動，而原先由德國和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軍事及經濟援助也益趨不可靠。這一連串發展使得中國政府終於體會到美國對於抗日大業的關鍵性。事實上，這個過程前後經歷了兩三年，最終說服中國領袖們，把中美關係從他們外交政策視野的邊緣，移位到它的中央。
1937年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衡量
1937年中國政府領袖們在推行對美外交時，看到幾個重要的阻力。
首先，他們了解美國人民普遍不願意牽涉進國際紛爭，而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國的獨立。他們了解美國一般人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充滿反感，認為其他列強背叛了美國人的理想主義，一味追求各自的私利。因此儘管美國擁有豐厚的軍力和財力，但其民情反對涉足國際事務，而只是想在國際上採取孤立主義，避免國際糾葛。
其次，他們認為美國人對於亞洲事務尤其冷漠。即便美國人民可能同情中國被日本侵略的遭遇，但也不可能採取實際行動去幫助中國。對於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中日戰爭只不過是遙遠地區兩個陌生國家之間的爭執，與美國核心利益毫不相干。縱使羅斯福總統此時已經把日本看成是亞洲崛起的隱憂，這個觀點依然未能得到美國人民的普遍認同。事實上，美國駐法國大使普立特（William C. Bullitt）在1937年7月底就曾經坦白告知顧維鈞大使，由於美國民間輿論反對介入中日戰爭，因此中國不可奢望獲得美國援助。按照普立特的分析，唯一能夠說服美國人民參加戰爭的途徑，是訴諸於他們的榮譽感，如同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只是可惜他們針對中日戰爭完全覺得事不關己。
第三，中國領袖們相信，美國還有一個和歐洲國家的重大不同之處，那就是，美國在中國並沒有重大商業利益。他們知道，凡是和亞洲國家有密切貿易往來的美國商人，都不希望美國捲入亞洲地區的紛爭，以免妨害他們的商業利益。由於這些商界人士在美國政壇擁有高度影響力，因此他們特別反對美國干預中日戰爭。比如說，美國南方的棉花商人就擔心美日之間產生緊張局勢，將會導致棉花無法出口到日本市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