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勵不良的行動與行為心理學家稱之為「不當誘因」（perverse incentive），我處在這些銀行人士之間越久，就發現越多這類誘因的影響，以及它們怎麼造成一九九九至二○○一年間的網路泡沫。在世紀之交的那幾年，一群銀行人士不斷吹捧毫無價值的網路新創公司，推銷給他們的客戶與財經媒體，而他們自家銀行的同事，也同步透過幫這些公司公開上市，獲取龐大費用收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簡單說是「貪婪」，不過，只要看看建構在體系之內的不當誘因，一種更深層的邏輯就會浮現。
傳統上，金融城與華爾街的投資銀行以合夥事業型態創立公司，例如美國的高盛與所羅門兄弟，英國的嘉誠（Cazenove，之後被摩根大通購併），摩根建富（Morgan Grenfell，被德意志銀行購併）與萬達基（Samuel Montagu，被匯豐銀購併）。他們以經常能維持終身雇用員工著稱，有的公司專做交易，有的是資產管理，還有的做交易撮合，或者是從事「商人銀行」（merchant banking）業務，包含合併與購併，以及幫企業在股票市場掛牌，也就是「首次公開上市」或簡稱IPO。
一九八○年代以來，一波業內合併與購併浪潮之後，所有這些業務都收攏在單一銀行之下。結果一家投資銀行會一邊幫要掛牌上市的企業盡可能抬高公司股價，一邊又把該公司的股票推薦給投資人，無論目前的交易價格是否划算。另一方面，資產管理部門還必須決定是否把客戶的資金投注在這新掛牌的企業上。
這是最高層級的利益衝突。尤有甚者，IPO帶來的還不僅是龐大的費用收益而已。當這檔新股「炙手可熱」，預期一開始交易便能創造價值，銀行就有機會把它授受給鍾情的客戶—例如用以交換其他業務。或者銀行也可以自己保留熱門股票，在開放交易時換取現金。
網路泡沫醜聞，就是起源於這種利益衝突，在那之後，投資銀行與旗下各部門便受命必須在各個業務之間設置「中國牆」（Chinese Wall）。不同業務功能的銀行人士不得接觸自家銀行內其他樓層的人，在電梯中也禁止彼此交談。銀行宣稱，透過這種方式能夠預防敏感資訊走漏，避免一個部門對另一部門施壓—例如，對投資者隱瞞該銀行協助上市企業的真實價值。
回顧的過程中，我不免懷疑自己，怎麼這麼久以來，都認為投資銀行現行經營型態基本上沒有問題呢？或許是急需否認的深層需求，當然還有做人類學研究時盡可能不做評判是可敬的法則。一旦你有了先入為主的想法，就很難再保持心胸開放。
這些銀行人士的言論， 會不會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什麼樣的利益衝突、不當誘因或潛在的準則才能解釋這種態度？這種疑問在我心中逐漸成形，時值二○一二年春天，先前提過的葛瑞．史密斯在《紐約時報》那篇強力投書〈我為什麼告別高盛〉，掀起了全球媒體風暴。他是位資深董事，主掌該公司美國股票衍生性商品在歐洲、中東與非洲的業務，他在高盛倫敦分公司的交易廳好幾年。那是個「惡質又具破壞性」的環境，他在投書中寫道，他補充說同事會稱客戶為「布偶」（muppet，在口語中是任人耍弄的傻蛋、白癡之意）。
「非道德」不等於「不道德」
史密斯宣布，他會出版一本書，所以我決定採訪他的競爭同業。不少業務人員與建構「股票衍生商品」的人都準備受訪—或許是因為媒體的矛頭全聚焦在這個領域惹惱了他們。
他們有的只聽說過葛瑞．史密斯，有的認識他本人，他們異口同聲詰問：「他在說什麼啊？他知道什麼叫買者當心原則（caveat emptor）吧？」客戶有很多種，一位靠建構股票衍生商品維生的商品規畫師解釋，「如果是一般零售的客人，他們是受到妥善保護的。不過如果是跟專業投資者或市場上的交易對象，當然什麼事都會發生。因為基本假設是，這些專業的交易對象應該要知道他們自己在做什麼。」
「如果你可以用雙倍價格賣出產品，你會賣嗎？」第二位複雜型金融商品的商品規畫師堅信，這在商業上是合法的，因為客戶掌握充分資訊，更何況，「重要的規則」在於，是客戶自己忽略了自身的風險。「你必須詳讀那些印刷的小字。購買這些東西之前，你要找個律師為你解釋清楚。」他不含諷意地強調：「否則的話就是資訊不對等。」
在「真實世界」，買方當然受到諸多消費者權益法規保護，購買者得以退換有瑕疵或誤導銷售的商品，獲得某些項目的擔保，或透過像是「遠距銷售」購買產品，也享有鑑賞期保障。然而，在金融世界，「caveat emptor」—或稱「買者當心」—對專業玩家來說，這是十分正常且廣受接納的合法原則。我逼迫受訪者面對這些事背後的道德層面，很快地就觸碰到基本原則：「非道德」（amoral）。請了解，每個人都說「非道德」跟「不道德」（immoral）並不相同。非道德是指在做決定的過程中，沒有「善」與「惡」之分。在金融城，你不會問這個提案在道德上是對是錯，你會衡量要承擔的「聲望風險」有多大。利用稅法的漏洞，幫助企業和富豪家族逃稅，叫做用「節稅措施」做「稅務優化」。那些對你所提出的內容都全盤接受的金融律師與監管單位，稱為「有利商界」，證實有漏洞或弊病之嫌的案例變成「誤導銷售」，而善用國與國之間監管體系不一致來牟利則叫做「監管套利」。
你只要豎耳傾聽， 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因為金融界人士談論與思考他們自己的行為時， 所運用的這些現存的詞彙， 已經剔除了會引發道德探討的用詞。因此，在金融城最大的讚美是「專業」，那表示你不會讓情緒阻礙你的工作，放下道德信念吧！—那些留在家裡就好。在大多數的對話中，「倫理」這個詞，只會跟「工作」連在一起，只意味著對你的長官絕對服從。
金融菁英的「內化」傾向
心理學家宣稱，圈內人有將體系的邏輯「內化」的傾向。眾所週知的告別信登在《紐約時報》的六個月之後，葛瑞．史密斯出版了他那本關於高盛的書，從中很明顯可以看出圈內人內化程度有多嚴重。
他在書中解釋，對客戶來說，高盛賣的這種結構型衍生性商品，有很大的獲利潛力。也很有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短期失利。巧妙之處在於，把可能會有負面情況的必要提醒，「在合約最後，附上用小號字體印刷，長達十頁的聲明。大多數客戶不會去注意到這麼細微的地方，就像從iTunes下載音樂時，不多想就按下『接受』鍵那樣。」
史密斯寫道，這就像你買了一罐鮪魚罐頭，結果發現是狗食。真是太惡劣了！標籤上不是說這是鮪魚罐頭嗎？於是你拿出罐頭附的法律文件，上面說「可能也含有狗食」。義大利與希臘政府、利比亞主權財富基金、美國阿拉巴馬州，以及「無數其他基金與機構」⋯⋯在過去幾年，都在高盛製造販賣給他們的鮪魚罐頭裡發現狗食，史密斯寫道。這非常有利潤，他補充，特別是賣給那些他描述為「不會發問」的客戶時。
他在那裡工作期間，高盛有一份貢獻最多佣金的客戶清單，「有件事令人感到高度不安，」史密斯寫道，「看到全球慈善機關團體，或者教師的退休基金，竟然也都登上了前二十五大。」
「 一切真是太過分了，」 史密斯在《我為什麼告別高盛》的最後一章做了結論，「多年前，我們建議希臘如何透過交易衍生性商品掩飾他們的債務，現在他們自食惡果了，我們又教避險基金如何利用希臘的混亂來獲利。而在中國牆另一邊，我們銀行的人正努力爭取歐洲各國政府的合約，建議他們怎麼收拾爛攤子。」
那就是史密斯做出摧毀個人事業的決定，向外界揭發一切，並辭去工作原因。這是很爆炸性的事。有人公開點名把事情攤開。不過這個行業的回應卻是鬆了一口氣，或者甚至是覺得無聊。史密斯所描述的只不過是法律問題，而只要用「買者當心」原則就能壓下來了。
許多財經媒體也站在同樣的立場，《紐約時報》最著名的金融記者安德魯．羅斯．索爾金（Andrew Ross Sorkin）甚至還宣稱，《紐約時報》不應該讓史密斯有機會把辭職信刊登在報上，索爾金甚至還在電視上說，這本書很無趣，而且「沒爆什麼料」。
這正是最令人震驚的─很少這個行業的人為此感到震驚。
＊本文經授權摘自時報出版《與鯊魚游泳：深入倫敦金融圈的秘境旅程》。作者裘里斯．盧彥戴克（Joris Luyendijk）生於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大學與開羅大學主修阿拉伯文與社會科學。身兼作家與記者，著有《大家好！：一位新聞記者的中東真相探尋》（Hello Everybody!: One Journalist’s Search for Truth in the Middle East）一書。2011年，盧彥戴克就和你我一樣，對「抵押債務債券」（CDO）及其他惱人的金融術語一無所知，《衛報》要他從初學者角度來看世界金融，並把所見所聞有條理地發表出來——這項調查報導工作，造就了他當紅的金融部落格。欲追蹤他，請搜尋JLbanking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