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至現代週刊談，與達夫（陳兼善，時任台灣大學動物學系教授兼台灣省博物館館長）、錫琛（章錫琛，上海開明書店創辦人）、克剛（吳克剛，時任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台灣省圖書館館長）及廷英（馬廷英，時任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兼台灣省海洋研究所所長）談台灣研究，最好與大學合作，趁日本專家未回國前。」
七月二十四日記記下：「下午搭達夫車至博物館，以允臧（范壽康，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長）介紹片訪山中樵（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並晤市村榮、劉金狗（皆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職員）。山中允就所知寫示，並贈市村所著《台灣關係誌料小解》。」
許壽裳延攬了台灣本地的學者楊雲萍擔任台灣省編譯館台灣研究組主任，並且徵用前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素木得一、前台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台灣民俗專家池田敏雄、標本製作版畫家立石鐵臣等日本人才。其中，淺井惠倫日後返回日本先後任教東京大學、金澤大學、南山大學，至今其再傳弟子仍繼承其台灣原住民語言的研究。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撤廢，改組為台灣省政府，台灣省編譯館也隨即被撤廢。許壽裳轉往台大中文系任教，並擔任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從許壽裳1974年5月22日、7月16日、8月26日、30日、9月9日的日記之記載，以及楊雲萍晚年的回憶（詳見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176期，1981年10月），我們能夠知道在許壽裳再三奔走交涉下，1947年9月，楊雲萍得以轉任台大歷史系教授，並隨即開授「台灣史」，是戰後第一位在大學高等學府開授「台灣史」的學者，直到1977年退休為止，為台灣培養不少台灣史研究人才，接續戰前也延續戰後的「台灣史」研究，這正也是許壽裳的心願。
許壽裳的日記內容，幾乎都是每日生活的記錄，能夠看出當初並無公開的意圖。然而，卻意外地凸顯出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誠實姿態，在飽嘗抗戰顛沛流離之苦，並深刻體認中國抗戰的意義後，當面對歷史情境與中國迥異的台灣時，還能堅持實事求是的信念。青年時代的許壽裳吸收了各種知識，其中包括侵略他祖國的日本文化，但是，留學時代習得的日語和日本文化，卻是日後促使他到台灣的因素，也促使他主張宜將日本人的學術研究「中國化」，將日據時期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成果透過翻譯使其中文化與資料化，堅守主體性，以挪用代替接收，這才是真正知日派知識分子的作為。
《文訊》298期，2010年8月
＊作者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莋《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允晨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