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樓沒冷氣，但比二樓寬敞安靜，左右兩排隔著紅木屏風的火車座，中間還有三個圓桌；常常一個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寫累了就趴在冰涼的大理石桌面小睡。
明星咖啡雖然香醇，但我後來發現檸檬水更對我的胃口，一大玻璃杯也是六塊錢。午後走進明星叫一杯檸檬水，慢慢的喝慢慢的寫。傍晚又叫一杯檸檬水加一盤十二塊錢的火腿蛋炒飯，寫到快打烊才下樓，從來沒人來趕我。擴音器裡不時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天鵝湖〉，〈胡桃鉗〉，或德弗乍克的〈新世界〉⋯⋯。對一個在台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又幸福。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像，無拘無束描摹，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裡總是依依不捨；而且快樂又滿足。----我寫信給林懷民時，當然也告訴他這個自由快樂的寫作新天地。
一九六四年九月，懷民考上政大，住在木柵，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也到明星來寫稿。一走上三樓，他就興奮的說︰「嗨，我來了！」然後坐在我後排的火車座。隔著屏風，聽到他窸窸窣窣攤開稿紙，聽到二樓服務生送來檸檬水，然後又安靜了下來。他寫他所想所見，我寫我所見所想。寫得不滿意，他會大聲嘆口氣，窸窸窣窣把稿子揉掉。有時他會走過來，拿著他正寫著的那頁問︰「這個字這樣寫對不對？」有時則會坐在圓桌邊，靠著綠皮圈椅，把腳擱在另一隻椅子上，悠閑點燃一支菸。「先休息一下，」他充滿期待的說︰「我唸一段剛才寫的，妳聽聽看！」
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個小劇場；懷民是唯一的演員，我是唯一的觀眾。演員結束了演出，總要急切的問觀眾意見。但是觀眾口才不好，常常辭不達意。演員最後總是看著自己的稿子，慢慢的說︰「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懷民後來帶著「雲門」演出，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觀眾。有些老朋友偶而會問他：「什麼時候再寫小說？」我從不這樣問。我知道，他一直在寫，把他的小說用身體寫在舞台上；因為，「我感覺，這樣比較好。」他帶著「雲門」到世界各地演出時，也總會對當地的粉絲說：「嗨，我來了！」
懷民所說的「這樣比較好」，是一種理想的追求；「我來了」，則是一種行動的實踐。
周夢蝶逐水草而居 明星門口擺書攤
回頭來說吸引我走進明星的周夢蝶；他是「文學咖啡館」的領頭人。後來和他熟識之後，我曾問起到明星門口擺書攤的事。一向滿臉肅容的詩人竟幽默的說：
「我這是愚人節的故事啊，我第一天到明星門口賣書是1959年4月1日，最後一天是1980年4月1日；不都是愚人節嗎？」他哈哈大笑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