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七十年代飛速發展的臺灣經濟本身就是孕育反對派的溫床。美麗島事件的領導者及隨之崛起的律師群，都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而且，由於當時臺灣經濟起飛基於自由化經濟，因此中產階層的成功大多與權力無關，而是基於個人努力，因此對體制依附不大，思想和行動都相當獨立。
同時，苦難過後並不意味著一切立刻完美。所謂「民主之路踏上坦途」，絕對是某些人的刻意想像。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八十年代之後，臺灣一度彷徨，甚至原地打轉。
在「九合一」選舉後加入辭職大潮的龍應台，曾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話：「今天晚上，站在這裡說話，我心裡懷著深深的恐懼，害怕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作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寄望下一代將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這段話的引用率極高，但許多人忽視了這樣一點：「免于恐懼的自由」只是基本權利，它並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隨之迎刃而解，「有民主就有麵包」思維的錯誤，早已經被歷史所證明。
所以，即使是龍應台，也在臺灣的彷徨期中寫道：「走過紛紛擾擾的十年，發現的竟是：只要有權力的試探，任何人都可能墮落。這當然包括，或者說：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義的英雄們。『野火』的中心信仰：『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算是歪打正著吧？」
「個人，當他是反對者的時候，他不被捕殺就是聖潔的英雄。當他不再是反對者，嚴酷的測驗就來了：他是否能抵擋權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多少高舉正義旗幟奪取政權的政黨，都在測驗中暴露了本質：那打破了專制的英雄們竟是無數個專制的個人。個人，才是黑暗的真正來源。」
陳水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位美麗島英雄律師的從政之路是急速墮落的過程。民進黨的內部分化同樣令人痛心，許信良一度轉投藍營，施明德一度指控美麗島辯護律師團中有國民黨臥底，直指陳水扁和蘇貞昌等人。這當中當然少不了對美麗島事件的利用，比如2004年呂秀蓮與反呂立委之爭。至於藍綠對峙，更是消耗了臺灣社會的各種力量，切斷了多種可能。
也正因此，新世代的選擇顯得尤為可貴。民間社運的深耕，「太陽花學運」的與眾不同，都為「九合一」選舉積蓄了力量。儘管柯文哲上任臺北市長後的表現還需觀察，但在選舉中，他對和解的強調已經跳出了站隊思維，對選舉帳戶的提前關閉，以及健走和音樂會等拉票形式，亦使得新世代充滿參與感。
26歲的王浩宇通過FACEBOOK吸引粉絲，無須宣傳車遊街，便高票當選市議員，這本身就是新世代參與並即將崛起的證明。以往的政黨扶持、家族背景和大企業支援等元素，在這次選舉中統統靠邊站，「素人參政」有了範本，網路的力量甚至大於遊街拉票。
美麗島元素仍在選舉中被提起，但那僅僅是一種慣性，比如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地高雄，陳菊不可能不提起這段歷史。新世代在美麗島事件甚至解嚴之後出生並成長，自小呼吸著自由的空氣，這一切固然與美麗島有關，但他們既不會像老一輩那樣將美麗島當成武器，也不會使之成為自己的政治包袱。
即使有人仍對美麗島念念不忘，也大可換一種思維——當年美麗島受難者們所奮力爭取的正是自由和參與，如今新世代們拋開藍綠之爭，拒絕站隊思維，恰恰是對美麗島的最好繼承和修正。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