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既是世界人權日，也是「美麗島事件」的紀念日。今年是「美麗島事件」35周年，早就打算為之寫點東西，日前又恰逢臺灣「九合一」地方選舉結果出爐，我自然而然將二者聯繫在了一起。
只是，這種聯繫並不是順理成章的因果關係或傳承關係。如果沒有「美麗島」，就不會有臺灣的今天。但「美麗島」並沒有按照既定方向前行，反而一度背離，當年的一些參與者甚至將坐牢當成政治資本，極速墮落。藍綠之爭消解了太多種可能性，也製造了更多分歧，直到新世代的崛起，為臺灣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在今天說一句：臺灣已經到了告別「美麗島」的時候，它的政治意義已在這35年間用盡，臺灣將迎接新世代。
前幾天與一位並不老的前輩吃飯，我們聊到80後和90後，也聊到臺灣。他對年輕一代的看法，並無某些老一輩喜歡掛在嘴邊的「缺乏責任感」、「自私」等妖魔化評價，而是認為一代更比一代強。他以公德為例，坦言是讀中學的女兒改變了自己有時亂丟垃圾的壞習慣。談及臺灣問題時，我亦提到年輕一代，認為他們影響了選舉結果。
在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遭遇了重大失利，先前的「北藍南綠」格局被打破，有人稱之為「國民黨不僅沒能守住南北分界的濁水溪，甚至丟掉了藍營的大本營淡水河」。
這當中的因素很多，如馬英九政績不佳，國民黨內訌不休等，年輕一代的作用也不可忽視。他們被稱為「首投族」，即達到法定投票年齡，第一次參與投票的年輕人。
日前讀到的一篇分析文章稱，「首投族」與臺灣老一輩的成長經歷大異。不管是外省人還是臺灣人，臺灣老一輩都曾經歷過困窘時光。在那個威權統治的年代裡，意識形態曾經高於一切，經濟尚未起飛。「首投族」則不然，他們在臺灣經濟騰飛時出生、成長，經歷了臺灣的民主化大潮。
這一點其實與大陸的代際差異有相似之處。如今的大陸老一輩，在政治運動中成長，屬於被耽誤的一代，本該讀書的時候卻或主動或被迫地沉溺於運動，思想和成長都遭受戕害。與此同時，他們有一些無法逾越的瓶頸，比如很難分清公域和私域的關係，缺乏公德，對個人選擇缺少尊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和動輒上綱上線的大字報心態深入骨髓而不自知；自己對這個社會缺乏責任感，對各種社會亂象「容忍度」極高，甚至參與其中，卻喜歡批評年輕人自私；同時因為經歷過饑餓和恐懼，過於世故功利。
此前看到一個段子，當然不是如今老一輩的「專利」，但在他們身上體現甚為明顯——「信仰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原則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對於中國人來說，不能當飯吃的都不重要。我們信奉豬的生活原則，往往得到了豬的命運」。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常常聽到這類話語：「看這些閒書幹什麼，好好去學習」，「別搞這些沒用的，考不上大學一輩子就完了」，「工作穩定最重要，別想三想四」，「快三十了還不結婚，誰誰家孩子都老大了」……這些生活細節本身就是「豬的生活原則」的體現。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不必說。
代際差異原本是人類社會的普遍存在，在海峽兩岸更是因為歷史因素而顯得差異巨大。你不能指望經歷過威權時代的臺灣人和如今的臺灣年輕人思維相同，也不能期待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的大陸老一輩，與在改開中成長的大陸年輕人抹平意識上的鴻溝。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臺灣老一輩還是大陸的老一輩，他們都將「站隊」看得很重。在臺灣的威權統治下，異見分子會遭受迫害；在「文革」時期大陸的政治運動中，捕風捉影的舉報引得人人自危，批鬥甚至打殺更是常見。站隊關乎保命，因此犬儒主義盛行。臺灣「首投族」漠視藍綠之爭的心理引發老一輩驚呼，但實際上只是習慣站隊的老一輩少見多怪罷了。
（美麗島雜誌社／資料照／騰訊大家網）
關於首投族，連日來已有多種分析，我不再贅言，還是說回美麗島。
1979年12月10日，臺灣高雄爆發了美麗島事件。以《美麗島》雜誌社為核心的黨外人士組織民眾示威遊行，最終遭當局鎮壓。之後的美麗島大審，黃信介、施明德和張俊宏等152名黨外人士被捕，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黃信介被判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張俊雄等6人被判有期徒刑12年。另有三十多人被刑事法庭判處4至6年徒刑。
事件影響深遠，一方面國民黨政府逐步放棄一黨專政，最終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另一方面美麗島世代逐漸走向政治台前，1980年底，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集體參選中央民意代表，多人高票當選，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來，威權統治宣告結束。
儘管民進黨的成立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七年後，但仍被民進黨中人視為自身最大的政治資本。在施明德等人入獄後，受難者家屬和辯護律師們接棒，繼續進行抗爭。尤其是律師群體中，誕生了蘇貞昌、謝長廷和陳水扁等民進黨中堅，通過對政治體制的反復衝擊，迫使臺灣當局做出改變。那是眾多臺灣人懷念的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盪氣迴腸。
但將苦難當成政治資本，往往會流於庸俗，或者歪曲。臺灣的改變絕非自美麗島事件開始，早在五十年代，雷震和《自由中國》就已成為抗爭的象徵，並促使臺灣當局有所改變。甚至可以說，這一切在更早之前的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已經埋下種子，1947年行憲即提出地方自治，1950年4月，敗至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頒佈《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在臺灣實行地方自治，1969年的中央公職人員國代及立委增補選舉更是影響深遠。五十年代開始，便已經有一批黨內異議人士、黨外人士經選舉進入立法系統和基層行政機關。1977年，許信良高票當選桃園縣長，美麗島事件的重要人物張俊宏、林義雄都有省議員身份，體制為他們提供了雖不充分但足以騰挪的空間。至於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從世界範圍內來看也屬小兒科，異見者有呼吸空間，可以辦刊物，能夠進入體制內。
最重要的是，七十年代飛速發展的臺灣經濟本身就是孕育反對派的溫床。美麗島事件的領導者及隨之崛起的律師群，都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而且，由於當時臺灣經濟起飛基於自由化經濟，因此中產階層的成功大多與權力無關，而是基於個人努力，因此對體制依附不大，思想和行動都相當獨立。
同時，苦難過後並不意味著一切立刻完美。所謂「民主之路踏上坦途」，絕對是某些人的刻意想像。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八十年代之後，臺灣一度彷徨，甚至原地打轉。
在「九合一」選舉後加入辭職大潮的龍應台，曾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話：「今天晚上，站在這裡說話，我心裡懷著深深的恐懼，害怕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作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寄望下一代將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這段話的引用率極高，但許多人忽視了這樣一點：「免于恐懼的自由」只是基本權利，它並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隨之迎刃而解，「有民主就有麵包」思維的錯誤，早已經被歷史所證明。
所以，即使是龍應台，也在臺灣的彷徨期中寫道：「走過紛紛擾擾的十年，發現的竟是：只要有權力的試探，任何人都可能墮落。這當然包括，或者說：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義的英雄們。『野火』的中心信仰：『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算是歪打正著吧？」
「個人，當他是反對者的時候，他不被捕殺就是聖潔的英雄。當他不再是反對者，嚴酷的測驗就來了：他是否能抵擋權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擔責任，他是否能容忍異己。多少高舉正義旗幟奪取政權的政黨，都在測驗中暴露了本質：那打破了專制的英雄們竟是無數個專制的個人。個人，才是黑暗的真正來源。」
陳水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位美麗島英雄律師的從政之路是急速墮落的過程。民進黨的內部分化同樣令人痛心，許信良一度轉投藍營，施明德一度指控美麗島辯護律師團中有國民黨臥底，直指陳水扁和蘇貞昌等人。這當中當然少不了對美麗島事件的利用，比如2004年呂秀蓮與反呂立委之爭。至於藍綠對峙，更是消耗了臺灣社會的各種力量，切斷了多種可能。
也正因此，新世代的選擇顯得尤為可貴。民間社運的深耕，「太陽花學運」的與眾不同，都為「九合一」選舉積蓄了力量。儘管柯文哲上任臺北市長後的表現還需觀察，但在選舉中，他對和解的強調已經跳出了站隊思維，對選舉帳戶的提前關閉，以及健走和音樂會等拉票形式，亦使得新世代充滿參與感。
26歲的王浩宇通過FACEBOOK吸引粉絲，無須宣傳車遊街，便高票當選市議員，這本身就是新世代參與並即將崛起的證明。以往的政黨扶持、家族背景和大企業支援等元素，在這次選舉中統統靠邊站，「素人參政」有了範本，網路的力量甚至大於遊街拉票。
美麗島元素仍在選舉中被提起，但那僅僅是一種慣性，比如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地高雄，陳菊不可能不提起這段歷史。新世代在美麗島事件甚至解嚴之後出生並成長，自小呼吸著自由的空氣，這一切固然與美麗島有關，但他們既不會像老一輩那樣將美麗島當成武器，也不會使之成為自己的政治包袱。
即使有人仍對美麗島念念不忘，也大可換一種思維——當年美麗島受難者們所奮力爭取的正是自由和參與，如今新世代們拋開藍綠之爭，拒絕站隊思維，恰恰是對美麗島的最好繼承和修正。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