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官方的水利會似乎很合理的，推出類似「使用者付費」的規定，要求農戶雖然每日重勞動，各戶仍必須負責自家的中、小送水渠道之維修；做為日式保甲制度下，地方上修橋、鋪路、修護溝渠的義務工役之一部分。
六、真相看啊，這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局」，一個很厲害的「圈套」
八田與一透過宣傳與威逼，使得官方部分出資的大圳工程能順利上路，完成他們對於本區水資源的控制 ── 藉著這個控制工具的軟體〈三年輪作〉，它完全避開了日資糖業利益與東京當局對於米生產的要求間，原本必有所謂「米糖相剋」的內耗衝突，總督府的控制力卻能將之完全轉嫁於我農民。
本區當時剛發生過「噍吧哖事件」的血腥大動盪，當局自難信任本區有著「大陰謀」背景的群眾；我們戰後修復大圳水道時才發現大圳底部竟然沒有敷水泥，那是每年可以滲漏四成供水量的大疏失，為什麼當年竟要如此設計？那應是不難判斷而可以避免卻未避免的，是否就與該背景有關？因為，供水量若能增加那許多，可能我農民就不會如他們所期望，生活在「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之中了。 而關於「中、小送水渠道的維修」問題，當時被官方當作「使用者付費」來要求；想想以下兩點：其一，「使用者付費」，其實是在使用者有選擇自由之下，才是合理的，但我先民之需水是無可選擇的；其二，在該圳工程中，由於渠道過長，其坡度極小；據稱該坡度僅三萬分之一度，那是極容易淤積的；加上本區是著名的地震帶，地形易於變動；想想我先民被要求負責渠道通暢，那是多麼沉重的「無償勞動」？ 這應就是何以1930年代末期，我們島上產業進步，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然而，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能徘徊低盪在23歲左右的原因 ── 日殖時期該數據最高時竟是在縱貫鐵道完工的1908年的27.2歲 ── 那樣的社會進步，對於我先民真是怎樣的騙局？
最後，關於有學者讚許八田在大圳完工後，還在1940年繼續對我們全島土地提出了「土地改良計畫」，我們認為確實應該探索其事；不過，對之不應僅用日人提供的資料與太多浪漫的個人感性；應將之放進時代的歷史中；首先，如前述，大圳完工後發生兩次地震，兩次都造成震損，所幸，是在枯水期；誰知第三次何時發生？在八田這位設計者兼督造人外，有人敢於接任嗎？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能夠做什麼？其次，大圳完工在1930年，該計畫正式提出在1940年，該計畫真需要十年時間？若以八田的性急看來，是否頗不合理？其三，該大計畫的提出，竟在總督府已宣布皇民化政策之後；然該計畫乃針對農業需要，顯然「工業化」的方向相衝突，在那個經費相互嚴重排擠的時代，它的真實意義為何，或只是官方的姿態而已？ 或者該計畫確實可行，必行；不過，它是作為戰爭末期，日本官方要我台人赴南洋而讓日人大批移民來台計畫的前導，換言之，該計畫其實不是為我台人提出的。卻與前述那專為苛待我農民而巧妙設計的「不為大圳底部敷水泥，任其大量滲漏」，正可相互呼應，只是當局還未宣布它們將要把大圳底部敷上水泥，殖民當局就垮台了？由以上的設計看來，這「八田與一」真是一位我們台人應該感謝的人嗎？
*本文原刊《新國際》，授權轉載。作者為民間史學家，著有《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