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館村，距福島核電站約40公里。記者驅車來到這裏，眼前幾乎是恐怖電影裏的「鬼城」：人跡寥寥、雜草叢生、污水遍地，只有烏鴉的叫聲偶爾刺破寂靜。
日本攝影家飛田晉秀30多次深入災區，用鏡頭記錄這一幅幅景象，鏡頭後的他時常潸然淚下，但更多時候，他感到的是「怒火中燒」。
讓飛田憤怒的是，他親眼目睹核災後罹患甲狀腺癌的災民承受著痛苦與孤獨，卻求助無門。為此，飛田與朋友們一起，共同發起了「3·11甲狀腺癌家族會」。
災民孤立無援
「在福島，甲狀腺癌患者的家庭承受著痛苦與孤獨，他們無法將孩子的病情向親友訴說，也不想跟孩子說核輻射的事，」飛田說，「因為擔心遭受各種外來壓力，家長們不願也不敢公開自己姓名。」
2015年6月，飛田在福島遇到一名患甲狀腺癌的女孩。核災發生時，她正在學校參加畢業典禮。事故發生後3天內，她呆在家裏沒有出門，後來為訂制高中校服隨母親去商場，因故在商場外等了三四十分鐘，當時兩人都沒戴口罩。
她高二體檢時，發現甲狀腺檢測結果異常，隨後確診為甲狀腺癌。高三暑假時，接受手術切除了右側甲狀腺和部分淋巴。大學入學體檢中再次出現異常，隨後發現是甲狀腺癌復發。當年10月，她退學接受手術，摘除了全部甲狀腺。
她說，成為一名設計師一直是自己的夢想，沒能實現這一夢想十分不甘。而讓她父母更加憤懣的是，孩子身上發生的悲劇至今無人負責，他們被告知這與福島核災沒有因果關係。
與這名女孩有同樣遭遇的人還有很多。據統計，截至今年2月，福島縣共有166名青少年被診斷為甲狀腺癌或疑似甲狀腺癌，其中116人進行了手術，手術患者中又有幾名被確診癌細胞轉移。
日本岡山大學教授津田敏秀等人2015年在國際醫學雜誌《流行病學》上發表論文指出，受福島核災洩漏大量放射性物質影響，福島縣內兒童甲狀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平均水準的20倍到50倍。
可是，今年2月15日，福島縣政府和福島大學公布分析結果，拒不承認核災與甲狀腺癌病發之間存在聯繫。
「目前日本政府沒有任何針對災區兒童健康問題的對策，」飛田說，希望日本政府能汲取車諾比核災的教訓，認真對待這一問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輿論避重就輕
在飯館村，記者看見兩名身著工作服、手持輻射測量儀的工作人員在農田裏工作。當記者接近時，他們其中一人警覺地收起了儀器，另一人則走過來讓我們儘快離開。
工作人員的敏感反應，與記者在災區的其他見聞一樣，都給人感覺這裏似乎有頗多「秘密」。
同樣奇怪的是，在關係民眾健康的這一重大事件當中，發達的日本媒體居然「不約而同」選擇沉默，而對於同為7級核災的車諾比事故，這些媒體卻持續報導。
日本民間團體「車諾比受害調查與救援女性網路」事務局長吉田由布子，比較了日媒對車諾比和福島核災的不同報導姿態。她指出，過去30年來，日本主流媒體持續關注和調查報導車諾比核災。「福島核災發生後，車諾比再獲日媒關注，但幾乎看不到日本主流媒體在以往車諾比核災調查採訪經驗基礎上，對福島核災的健康危害進行深入調查和報導。」
在相關的研究領域，也存在類似氣氛。津田敏秀等人在《流行病學》發表的那篇論文，至今沒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島縣的重視，反而招致反駁和批評。
政府逃避責任
「國家的遺忘意願」，法國《世界報》3月的一篇相關評論，給日本政府應對核災的「心思」做了總結。
人們希望災難那一頁儘快翻篇，但關鍵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現實，以什麼樣的出發點去處理善後。
日本兒科醫生、車諾比兒童基金顧問黑部信一曾走訪車諾比核災受害者療養設施。他指出：「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30年後，福島核災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車諾比核災更大。」
在災區的實地採訪中，讓記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農田裏擺放的黑色口袋。這些口袋裏裝的都是含有放射性物質的垃圾。有些地方，這樣的口袋就像堡壘一樣堆放著，難以計數。然而，處理這些核污染垃圾的設施數量至今還遠遠不夠。
除了核污染垃圾處理廠，黑部介紹說，與車諾比核災相比，福島核災後建成的相關療養機構過少。「哪怕只在療養所療養4周，體內放射性物質銫的水準也會降低30％，可見療養設施對於受害者恢復健康十分重要。」
黑部同時指出，本地的低收入者因為買不起外來的無輻射農副產品，也無力送孩子去療養所進行相關治療，更容易受核輻射威脅。「他們本來應該向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追究責任要求賠償，但就現狀而言，政府和相關機構都不願意制定對它們自己不利的政策。」
日本民間環保組織「FoE Japan」理事滿田夏花則對日本政府加速福島核災民返鄉的新政策非常不安。
核災原因尚未判明，事故追責稀里糊塗，輻射風險居高不下，就讓災民返回已被污染的故鄉？滿田夏花憤怒地說：「政府打著災後復興的旗號，實際幹的事卻是拋棄核災民，試圖封殺健康風險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