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達爾文的噩夢》（Darwin's Nightmare）入圍2005年最佳奧斯卡紀錄片獎、奧地利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本次受邀參加第10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14日他擔任「大師講堂」的主講人，談起拍攝「非洲三部曲」的理念、敘事結構，以及他對於整個世界運作的理解等。會後梭裴接受《風傳媒》專訪，更深入觸及他自身立場的形塑過程
為什麼是非洲？
從「非洲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桑加尼日記》（Kisangani Diary）、第二部《達爾文的噩夢》到第三部《以朋友之名》（We Come as Friends），導演從28歲拍到48歲，中間歷時20年。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義無反顧地拍攝非洲呢？在講堂中，他反問：「為什麼不是非洲？」
他表示，非洲在文化和歷史上都與歐洲息息相關，但是多數歐洲人都沒有這種意識，而是停留在認為非洲是一個貧困的地區、那裡的人民沒有錢，所以歐洲人應該要去幫助非洲人。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歐洲現在的富裕其實是奠基在剝削非洲資源上的，他說：「因此我想做的是逆轉歐洲這種博愛、憐憫的敘事方式。」
影像的敘事力量
梭裴認為，影像的敘事力量是很強大的，這股力量其實類似於宗教的力量。大家一起坐在戲院看電影、一起上教堂禱告，都是為一種「共同感」（togetherness）所驅動，共同地接受了影像或宗教力量所帶來的震撼。
影像的力量也可以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或工具，梭裴特別提到了當年美西戰爭的例子，也是他下一部作品的主題。19世紀末的美國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壟斷資本財團迫切需要開闢新的市場、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古巴豐富的天然資源是其目標之一。
為了將西班牙勢力趕走，於是美國人拍了一部電影，內容控訴西班牙帝國對於古巴人民做的種種剝削行徑。此片播出後引起美國國內民眾很大迴響。不久後，美國派駐至古巴保護僑民安全的軍艦緬因號在哈瓦那港爆炸，美國隨後以此為藉口向西班牙宣戰，最終將其勢力趕出古巴。
「我讀的資料越多，就發現很多事情非常瘋狂。一個帝國竟然被一部影片所打敗了，而那卻是我的職業。」所以他希望能夠將自己所感受到的衝擊或荒謬感傳遞、分享給觀眾。他表示，「電影是一個可以分享的形式，這個連結讓我可以繼續下去。無論是痛苦或快樂，我們都有這種分享的需求」。
梭裴強調，他的電影希望能夠讓觀眾接收到由影像力量所帶來的體驗和衝擊，而非如同新聞般提供知識或資訊。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關於人名、人物訊息、時間或日期等訊息。他說「這些東西對觀眾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是觀眾的責任去了解一個問題，並且思考其解決方法，「我是一個電影人，而不是政治家」。
權力實體下的暴力
從「非洲三部曲」當中不難看出梭裴反帝國、反殖民主義的立場，儘管他不斷地強調自己並沒有透過紀錄片去控訴或指責那些發生在非洲的不公不義，他也不認為身為一位電影人應該提出解決辦法。梭裴接受專訪時，進一步解釋了他對於帝國的認知，可一探其立場的背景因素。
「地球上每一個帝國都非常危險，而且具有毀滅性。」他舉納粹德國、中國帝制時期為例，過去很多人在帝國的暴政壓迫下而亡。而且帝國的規模龐大，人類或許根本不適合生活在這種體制之下。「這種體制只會對少數人有利，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卻是摧毀性的。」
若一層一層解構所謂的帝國，梭裴認為其核心為家庭，因為帝國是由同一個王室家族所流傳下來的。他表示，家庭是一種「權力實體」（entity of power），而在權力實體中可能會產生暴力。其2000年的紀錄片《在我們的故事裡孤獨》（Alone With Our Stories）即是最好的例子，該片檢視的是3個女人活在家暴下的陰影，而施暴者正是父權主義下被視為一家之主的丈夫。
「宗教、社群都有可能以政治的方式產生暴力。更深層一點來說，國家也會產生暴力。」他認為，國界本身就是暴力的產物，因為那將人們排除在外。而國家的軍隊、警察和法律等等則將是暴力壟斷。但是他強調，「帝國才是暴力的終極」。
危險是生活的一部分
拍紀錄片本身就有風險，不管是拍攝當下抑或影片上映之後。他曾在13日《達爾文的噩夢》映後座談上表示，由於該片揭露的事實過於敏感，竟遭到相關企業控告不實，打了3年的官司才勝利。
此外，梭裴在接受專訪時也分享了先前曾經遇到的危險。2011年他和劇組在肯亞拍片，某一天晚上，約10名裝扮成警察的持槍強盜闖入搶走所有東西，梭裴的助理還差一點因為槍擊而小命不保。
但這會阻止他繼續拍紀錄片嗎？
「安全（security）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危險才是。」他在演講過程中這麼答道。他說，避免風險本身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如果我們排除掉生命中的危險，那其實形同死去」。而他自己最擔心害怕的是後悔，後悔沒有做完他這一生想完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