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臺灣言論自由之路」展覽，在4月7日「言論自由日」於中正紀念堂一樓常設展廳開展。展覽入口主視覺巨幅照片是1990年野百合學生開始在中正紀念堂靜坐後，民進黨和大批群眾在中正紀念堂訴求民主改革，可清楚見到照片中群眾堅定而無所畏懼的表情。
明白過去 理解現在 走向未來
本次展覽策展人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教授，他表示，「希望透過這次展覽讓大家能夠了解，台灣的自由民主，特別是言論自由在亞洲名列前茅，並非忽然間得來的，這段爭取的過程不僅艱辛且非常曲折，希望大家能記取過去歷史的教訓；記取教訓才能夠深化自由民主的價值，變成未來形塑台灣公民社會的基礎，如此言論自由才能夠得到鞏固，能免於或對抗外來的威脅。」
此次展覽內容以台灣言論自由進程為主軸，透過史料，依1945年至今日的歷史脈絡，分為「言論箝制體制的形成」、「1945-1949年台灣媒體浩劫與四六事件」、「1950年代《自由中國》與不分省籍的奮戰」、「1960年代言論窒息下無畏的身影」、「1970、1980年代黨外集體行動的挫折與突圍」、「1987-1992年最後一哩路的犧牲與衝撞」、「新時代的挑戰」等單元，呈現台灣從人權黑暗到自由民主的艱辛歷程。
戒嚴令頒布 箝制人民言論自由
在寫著《刑法第一○○條》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內容看板前，薛化元說明，「臨時條款規定國家緊急權的動用，是行政院會議先通過後，總統才有權行使。而且此一修憲有效期間原本不長，有一定的時間性，所以叫臨時。」1949年陳誠宣告自5月20日零時起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此時為臨時戒嚴；長期戒嚴是同年12月28日由代行總統職權的行政院院長閻錫山頒布將台灣納入全國戒嚴令，開始實施接戰地域的戒嚴，言論自由更遭受打壓。
「戒嚴在台灣實施那麼久，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並非一開始先設定的。」薛化元說，並對長期戒嚴的正當性提出反問：「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是危機存亡之秋，那時候的戒嚴可以理解的，但1950年6月開始，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掌控了台灣海峽的制空權和制海權，基本上台灣免除於PRC人民解放軍的直接威脅，這種情形之下持續長期的戒嚴有正當性嗎？」
控制校園 壓縮言論自由尺度
1949年3月20日兩學生因共乘單車與警方發生衝突，被抓進警局，引發學生集結抗議，後來國民黨當局認為學生串聯會演變成學運事件， 4月6日下令逮捕，即「四六事件」。
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後，「剛失去中國統治權的國民黨當局認為，學校跟教育失控是他們在中國大陸失敗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台灣就加強這個部分的控制。」薛化元說明國民黨當局控制校園目的，並參考過去的研究，指出：「雖然不一定要讓每一個學校的老師、學生全部集體進入國民黨動員體系裡面，但至少不會被反對的力量動員。所以此後，對大學的控制相對變得嚴格。」
限量、限證、限印三禁後 查禁報紙、關閉報社
228事件一直是國民黨政府的禁忌，當時許多報紙因報導相關內容，被國民黨當局查禁，甚至關閉報社、逮捕相關新聞從業人員，連跟官方有關係的報紙，如國防部系統的《和平日報》也都受到影響。1950年代，被查禁最多的是經營者與國民黨有關係的《自立晚報》，前後被停刊了三次，可見當時台灣言論自由面對的嚴峻環境，1954年「文化清潔運動」更出現了打壓言論自由的現象。為了進一步限制言論自由，1958年國民黨當局更計畫修正《出版法》。
「當時台北市報業公會集結反對，連國民黨人數佔多數的省議會，也通過決議說不能隨便這樣修，立法院超過一百六十多位立法委員連署提請覆議，蔣中正還是堅持要修改。」薛教授指著展版上的新聞資料說。
還原鄭南榕自焚編輯室 焚而不毀雕像
此次展覽還複製當時鄭南榕自焚現場──《自由時代》週刊的編輯室。
在一片焦黑殘破的編輯室內，隱約可見行軍床、桌椅和打字機，以及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於228平反運動後贈送的「爭取言論自由 維護人權尊嚴」牌匾，除了觸目驚心的震撼外，更讓人感受到當時鄭南榕捍衛百分百言論自由的無畏精神。
「對鄭南榕來講，包括主張台灣獨立和捍衛百分百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拒絕被逮捕、拒絕應訊，那時的他已經準備以身為這個價值殉道。」薛化元在說明的同時，也提醒：「1987年雖已解除戒嚴，但言論箝制還沒有完全解除，所以才會發生鄭南榕的事。」
薛化元進一步說明鄭南榕推動的三個重要運動：「一是1986年519綠色行動，於龍山寺內聚集民眾要求解嚴；第二是1987年還在戒嚴期間，推動228平反運動；然後是解嚴後，救援蔡有全、許曹德因主張『台灣應該獨立』而被逮捕的受難者，並進而推動新國家運動。」
指標性人物外 女性人物與小人物也不要遺忘
展覽中也介紹多位在台灣追尋自由之路上曾有特殊貢獻的重要人物，有楊逵、雷震、傅正、殷海光…，以及重要的女性角色。
「她們第一種是受難家屬的身份，向外求援、平反、探監，儘管人在外面，卻和監獄中的家人一樣也要受到監視；第二種是她們在台灣民主運動裡面就是佼佼者。」薛化元舉出於1960年代名列台灣省議會「五龍一鳳」的許世賢、與雷震一起籌組反對黨的黃玉嬌，以及其夫婿為雷震特赦請命的蘇洪月嬌，最後也捲入政治案件被捕，她們二位在1977年雙雙當選省議員，而有「南北雙嬌」之稱。另外在1970年代，從事黨外運動與政治犯救援活動的陳菊、艾琳達，以及被驅逐出境回到日本，繼續救援台灣政治犯的三宅清子。
「還有詹益樺，請大家不要忘記他。他雖然不是大人物，但真的是為台灣而犧牲，他覺得鄭南榕的精神非常偉大而效法他自焚。」薛化元進一步提醒，「除了指標性人物外，還有很多在社會底層貢獻的人，我們應該記住他們的奉獻。」
改革力量的集結 認知戰的挑戰
1991年台灣雖終止動員戡亂、廢除臨時條款。獨台會案後也進一步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但「言論叛亂」依舊存在，一直到1992年5月15日修正《刑法》第100條後，才沒有言論叛亂罪。
不過，「我們只是告別『非常體制』，仍未被國際列為自由國家。一直到1996年總統直選後，那一年自由之家評比，台灣才被列入自由國家。」薛化元說。就在台灣自由民主的評比分數持續增加，並越來越高時，新的挑戰出現了，被外在壓力要求表態事件和假訊息、假新聞等都危害著我們的言論自由。
最後薛化元提出了建議與反思：「我認為可以考慮採用德國『防禦性民主』的概念。這未必能有效阻止對自由民主體制的所有威脅，但至少德國意識到這個問題，我覺得台灣人也應該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好不容易有了自由民主，那自由民主之下為了保護自由民主，需要如何防禦呢？」
展出資訊：
開館時間：即日起每日9:00至18:00（休館日另行公告）
展覽地點：中正紀念堂1樓常設展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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