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的中文字產生獨特的文字之禍，中文字能成為禍患的根源，這怕是造字的先民沒有想到的，有人認為這是中文字的負面作用，但從根本上說，文字之禍，罪不在中文字，而在於中國的人治文化傳統。
什麼是文字獄？從字面理解，就是因文字的緣故所構成的罪案。中國古代，文字獄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要屬清朝了。文字獄這個詞兒，就出現在清朝。當然，清朝以前，以文字罪人這樣的事早已見諸史籍，只不過不稱為文字獄而已。
乾隆年間的史學家、文學家趙翼是歷史上第一個注意文字獄的學者，他比較系統地整理和研究了南宋秦檜主政時及明初的文字獄，把諸如「詩案」、「史獄」、「表箋禍」之類的罪案作了一個抽象的概括，名之為「文字之禍」。因此，文字獄後世也稱「文禍」。到了嘉慶時，在官方文件中也出現了「文字之獄」的提法。歷代文字獄較多的是由於詩詞、文章、史、表箋等的內容和思想觸犯了統治者，而引致殺身之禍。但由於中國中文字的獨特性，一字多義、近音、可拆裝拼湊等等，容易產生歧義，歷史上也有僅一個字而惹來大禍的。
一個「殊」字觸犯了朱元璋
文字獄在明初朱元璋當皇帝時有個很古怪的名稱，叫「表箋禍」。當時凡冬至、元旦、萬壽（皇帝生日）三大節等慶典，三司衛所照例上表向皇上祝賀，而表文都交給長於文字的教官們去撰寫。
杭州教授徐一夔寫的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這是令人肉麻的歌功頌德，朱元璋見了卻大怒說：「『生』者， 僧也， 暗指我曾當過和尚；『光』則剃發也；『則』字音近『賊』也。」繼而把徐一夔殺了。
朱元璋早年貧寒，出家於皇覺寺，以後又投紅巾「賊」，他疑心文人掉弄筆頭， 揭老底，不許說「生」、不許說「則」，和尚光頭，連帶「光」也不許說。往後表箋中的忌諱越來越多：「天下有道」，與「有盜」同音，殺！「遙望帝扉」，以音同「帝非」，殺！「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也殺了，說是「法坤」同「發空」，「藻飾太平」同「早失太平」。
類似的例子太多了，明朝時就有一個叫黃溥的人在《閑中今古錄》中把它們統稱為「表箋禍」。據黃溥講，朱元璋如此多疑嗜殺，是因為部下武將的挑唆。洪武初，開科取士，朱元璋的意思是「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現在天下太平了，該提拔重用文士了。
這是對的，但隨他打天下的將領們卻不以為然，就對朱元璋講了一段張士誠為文人所愚弄的故事：「張九四優禮文儒，請他們給自己取個雅名，文人說，叫『士誠』吧。」朱元璋說「『士誠』這名字很好嘛！」武將們回答：「不然。《孟子》有：『士，誠小人也』，張九四這老粗怎麼知道？」朱元璋從此深疑文人，表箋禍就這樣鬧起來了。
黃溥說的對不對，我們且姑妄聽之。不過朱元璋如此指謫文字，吹毛求疵，雞蛋裡頭挑骨頭，確是古代文字獄一種常見的現象。這固然與中文字的某些特點不無關係，但說到底，還是帝王猜忌多疑，又權力無限。
朱元璋的政策是以「猛」治國的。所謂猛就是屠殺。對功臣是這樣，贓吏是這樣，對讀書人更是這樣，因為讀書人識得幾個字，便又增加了文字禁忌的藉口。在這種酷政下，讀書人說話、著書，動輒得咎，真是防不勝防。
對讀書人如此，對僧人也是一樣。雖然朱元璋從小當過和尚，但只要觸犯了他，他是毫不念及同根之情的。據說有個和尚寫了一首謝恩詩，呈獻給朱元璋，其中吟道：「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下賜，自慚無德頌陶唐。」
本意是拍馬感恩，誰知朱元璋讀了以後卻勃然大怒，謂「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於是強迫這位和尚去自盡。這位不幸的僧人便只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另外有一個叫止庵的和尚，寫了一首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林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殺香。晚風只有溪南柳， 又畏蟬聲鬧夕陽。」
朱元璋讀後大為憤怒，咆哮道：「頻掃地，不殺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卻不肯為善耶？」止庵和尚自然也不得善終。
據《廿二史劄記》載，一日朱元璋到一處寺廟裡遊玩，看到牆壁上有一首題詠布袋僧的詩：「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
朱元璋看了認是借寓布袋和尚而指斥自己，但找不到這首詩的作者，便將怒火發洩到和尚們的頭上，而「盡誅寺僧」。
分析起來，和尚們或者是想借詩勸諷，但遇到「歹朱」這樣的皇帝，也就毫無辦法了。
誤「皇」為「王」丟官 ‧‧‧
清朝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權，為健全和穩定全國行政機構，培養維護其統治的官吏，沿習曆代王朝慣例，實行開科取士。順治元年，規定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各縣諸生於省城考試，叫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考中者為舉人。第二年二月，中考者集齊於京師再考，叫會試。
是年為清王朝第一次鄉試，河南省鄉試於八月初九日首場，十二日二場，十五日末場。三場完畢，發現中舉者中竟有人將「皇叔父」寫成「王叔父」。因為順治元年十月，皇帝福臨在北京登基，表彰攝政王多爾袞對清朝入主中原的功勳，認為其功「此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過之」。特頒詔加封多爾袞「叔父攝政王，錫之冊寶，式昭寵異」。所以，多爾袞應稱為「皇叔父攝政王」。考卷中將「皇叔父」寫成「王叔父」，對當時權勢鼎盛的多爾袞來說，一是不敬皇上，二是藐視攝政。於是主考官歐陽蒸、呂雲藻俱革職，交刑部治罪。
這是發生在清順治二年的事。順治在位時，發生的大文字獄案不少。順治十七年發生了「張縉彥詩序案」。
張縉彥，字坦公，河南衛輝新鄉人，明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農民軍攻打北京，他會同太監曹化淳開門迎降，後不被重用，乃南歸。順治元年，清軍南下，彼赴固山額真葉臣軍前納款。南明弘光朝立，又援以總督，懼逃隱匿。順治二年複受洪承疇招降。順治九年因薦赴吏部考核，十五年官至工部侍郎，十七年甄別降授江南徽寧道。
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奏大學士劉正宗陰毒奸險，結黨比附，蠹國亂政一案，其中罪狀之一，即「正宗莫逆之友為張縉彥、方拱乾。縉彥外貶，拱乾流徙，正宗之友如此，正宗為何發人耶？且縉彥序正宗之詩曰：『將明之才』，其詭譎尤不可解。」於是，張縉彥詩序案發，順治帝立命劉正宗、張縉彥回奏。
所謂「將明之才」，據劉正宗回奏，「此語誠似詭譎，然臣現存詩稿，縉彥序中未見此語也」。
其實他把原稿扯毀滅跡，想以此混蒙欺瞞。可見，告發者與被告者都認為此語之要害乃「恢復明朝棟梁」，關係非淺。八月，湖廣道監察御史肖震又奏劾張縉彥：「守藩浙江，刻有《無聲戲》二集一書，詭稱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即將張縉彥爭官逮至京師。順治帝命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審議具奏。
審訊時，張縉彥承認為劉正宗詩作過序，序中「將明之才」乃出自詩經，西漢書、顏真卿墨刻所載。但又謊稱曾送與魏裔介、林起龍、王熙等人，未送劉正宗；且原系草稿，後又改寫一篇，刻與未刻不知道，尚未成書，不曾遍送與人。及至用刑，方供已送劉正宗。
議政王大臣會議認為：「『將明之才』一語，即系詩經、西漢書顏真卿墨刻所載，若非有意借用，何不即行承認，乃巧辭欺飾，實有詭譎之意，叵測之心。」張縉彥「以詭譎言詞作為詩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
最後張縉彥也因此被革職，抄沒家產，流徙邊境。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好讀出版《中文字的故事【彩圖珍藏版】》（原標題：文字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