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只有在博物館、藝廊裡才能看見法蘭西藝術的美。另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是色彩豐潤、風格典雅的法郎紙鈔。歷代設計法郎的藝術家，都極盡所能將法蘭西繪畫傳統中纖細綽約、開放、具有生活況味的風貌，融入法郎紙鈔的印製。
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法郎，就具有學院派的唯美格式。這套法國國家銀行於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年所發行流通的法郎系列，小面額的五、十、二十法郎就表現出天真浪漫的田園風光，畫面中尋常可見的男女老幼，在舉手投足、眉宇神情間也流露出悠然自得的安適。
而在高面額的一百、五百、一千法郎紙鈔上， 除了哲學家笛卡兒（Rene Descartes）與路易十四時代政治家庫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外，其他都以傳說時代中的天使、商業之神麥丘利、智慧女神密涅瓦與天后朱諾為設計圖樣。
最後，面額最高，票幅也最大的五千法郎，正面是象徵法國的法蘭西女神， 畫面環繞著來自全球各地的珍稀花卉，女神的下方有三位不同人物肖像，分別是非洲、印度支那與阿拉伯人，某種志得意滿的優越溢於言表。背面法蘭西女神以對印的方式呈現，這是法郎紙鈔愛用的防偽技術。而背景則是殖民地風光，天然海灣、繁華港口與豐饒物產，勾勒出令人神往的異國風采，與自鳴得意的國家認同。
很快地，過了幾年，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的殖民帝國，就在時代的推動下崩解，從絢爛再度歸於平淡。唯一留存下來的，是法郎紙鈔中褪色的富庶榮景。
長久以來，法蘭西學院派被許多自命不凡的作家視為「造作矯情」、「因襲陳腐」、「濫情浮誇」的負面代名詞。仔細想想，藝術史上集體價值被抹殺、被汙名化的繪畫流派並不多見，學院派藝術就像是文明史上的希伯來民族一樣，曾經徹底地隱沒在黑暗之中。
時間先回到十九世紀，印象派畫家在視覺藝術發展到極限時，提出了以新技法描繪自然狀態下的光影、動作：不注重細節的描繪，探究造形上的意義， 無論是街角女子的匆匆一瞥、河面上粼粼閃動的波光、在風中搖曳金色麥浪， 印象派畫家嘗試捕捉瞬間的永恆，在美感經驗上偏向感性的滿足。相對地，學院派繪畫對歷史、文化有深刻地省思，富有服務熱忱，對國家或宗教懷抱崇高的理想與信念。就精神內涵而言，學院派對社會有更強烈的道德使命感，他們相信「思考」的力量，強調「知性」上的喜悅。同時，學院派藝術家也是一群熟悉古代典籍、文學詩歌的知識分子，當年左拉、波特萊爾、雨果、巴爾扎克常常與學院派藝術家聚會，進行哲學性的深刻對談。
想瞭解法蘭西學院派與印象派最大的不同處，是對國家、政治、社會事件涉入層度不同處， 我們可以檢視一八七○年所發生的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做為參考。當戰事發生時，學院派畫家前仆後繼地放下畫筆，拿起槍桿保衛國家，年長者捐資散財，服民防役；年輕力壯的到前線服正規兵役，畫風唯美的詹姆斯‧ 迪索（James Tissot）、狄泰爾（Edouard Detaille）、以《聖女貞德》聞名的洛爾（Lionel Royer），都在前線有出色的表現，後來還有不少人沙場捐軀。學院藝術健將， 同時也熱烈支持印象派的巴齊耶（Frederic Bazille）， 在博恩— 巴羅朗德戰役（Battle of Beaune-la-Rolande）中彈身亡，幾週之後以《莎樂美》聞名的雷紐爾（Henri Regnault）也在巴黎城郊的布松瓦爾之役（Battle of Buzenval）陣亡。
反觀印象派畫家對保家衛國的反應就比較冷淡，許多人—莫內、畢沙羅、梵谷—選擇避居布魯塞爾或倫敦，有些人—例如塞尚，則出錢逃避兵役。
或許有人會說學院派屬於資產階級，而印象派畫家則是出身中下階層，貧窮但浪漫的波希米亞人，不過如果仔細比對十九世紀法蘭西藝術家們的出身背景，你會發現大多出自於中產階級。唯一不同的地方，還是在於對社會議題的關切。一八九四年，撼動歐陸的德雷福事件，小說家左拉在報上以《我控訴》（J'accuse）指責法國政府的反猶政策，以及對猶太裔軍官德雷福斯的迫害，左拉最後被判刑、被迫出亡，事件後來雖獲得平反，在背後也是經由許多學院派藝術家奔走遊說。
此外，除了畢沙羅與梵谷之外，大部分印象派畫家對農工、藍領階級的生活沒有太大的著墨，而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學院派畫家，則以尊貴的眼光凝望勞動，無論是辛勤揮汗或罷工，學院派畫家都給予尊重與憐憫。
當然，學院派藝術家們的整體水準不可能完美一致，有些畫家作品的確流於珠光媚俗，或纖麗細瑣，但無可否認，是學院派對古典傳統的承繼發揚， 形塑了法蘭西民族對家國的情感認同。這也就是為什麼法郎紙鈔在構圖設計與印製發行上，學院派依舊是最重要的視覺與精神元素的原因。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鈔寫浪漫：在這裡，世界與你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