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兩個女兒住在離我相隔約七千公里外的澳洲布里斯本，但全賴資訊科技發達的功勞，我們並不覺得彼此相隔遙遠，感覺仍像是住在一起一樣的親密。我和女兒之間的溝通幾乎全仰賴 Skype，有時也會利用臉書。
用 Skype 聊天的數位原生代孩子們
一天，女兒們稍來訊息說：「想要買泳裝！」母女三人隨即打開 Skype，邊聊天邊在網路上選購，最後我用日本發行的信用卡從美國泳裝店網站購買了泳衣。過程中，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聊著，「這件很好看」、「這件不適合」，一起選購泳衣真的非常開心。
之後又過了兩個星期，女兒們傳來了 YouTube 的影片。她們兩個在影片裡中演泳裝秀，背景音樂則是她們用班鳩琴和吉他演奏而成。看著可愛的女兒們自製的影片，我也忍不住笑開懷。
即便相距七千公里，我們還是能下載同一部電影，同時一起觀賞，並且互相分享「這裡看了好想哭哦」之類的感覺，彷彿就像共處在同一個空間裡。我們甚至能一起下廚。女兒們最愛吃的薑汁燒肉和雜燴粥，也是透過 Skype 讓她們先實際觀摩我怎麼做，再讓遠在布里斯本的女兒們下廚重現媽媽的味道。做完以後，我們透過螢幕畫面一起品嚐菜餚，並討論調味的好壞。回憶三十年前，我赴美留學的那個年代，只能用書信和媽媽聯繫。雖然有時候也會打電話，但當時的電話費跟現在比起來實在貴得嚇人，不可能聊得太久。相形之下，人們的通訊工具在這三十年來愈變愈多元，通訊成本也變得極為低廉。
現在想想，女兒們早在留學之前，還住在日本的時候，便已經透過資訊科技拓展了她們生活的世界。和朋友一面用 Skype 交談或用臉書聊天，一面做功課，已是司空見慣的情景。她們的朋友如今也都四散在世界各地，長女的好朋友住在瑞典，次女的好朋友則是在加拿大，但總會定時聯繫加深彼此的感情。由此可見，我們所處的環境在這十幾年間內改變得多麼巨大。父母世代得花多少精力才能跟得上時代變化，而孩子們卻是一出生就在身邊充斥著電腦及手機的環境下長大。沒錯，我的孩子們就是屬於所謂的「數位原生代」。
除了商務以外，教育領域也邁向無國界的時代
不僅是孩子們這一輩如此，身為父母的我們這一代，無論工作模式或生活方式，也因為資訊科技發達而有所改變。現在不論置身何處，都能透過網路，瞬間與這個世界取得聯繫，我們面對的事物「選項」，也比數年前複雜多樣得多。例如我一位在美國杜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的朋友，她的資料幾乎都委託印度方面處理，而她居住的北卡羅萊納州與印度有著十二小時的時差。她下班前委託印度方面處理一份資料，而遠在印度的職員正好上班著手辦理，到了傍晚處理完畢，再寄回美國。等她隔天早上出門上班時，需要的資料都完成了。她因此十分樂意將工作委託給人事費用比美國還便宜的印度公司處理，不但可縮短時間，還能省下大筆經費。
此外，我先生的朋友們最近相當流行去泰國接受全身健康檢查。當地有堪比大飯店的服務品質，並且提供世界級水準醫療服務的醫院，就算把出國的費用算進去，仍然比在日本或歐美健檢來得便宜有效率。商夜活動中的「群眾外包」也愈來愈普遍。所謂群眾外包，指的是透過網路將業務外包給不特定的其他人來處理，或由不特定的專業人士共同進行某一項企畫。
最近也相繼誕生了許多外包的專門平台，例如寶僑(P&G)或奇異(GE)等知名企業，在產品開發及市場行銷等各種領域，均積極採用集結社外人士智慧以進行創新改革的作業模式。而日本的市場也開始了這項服務。這些舉措在在說明了不拘泥於傳統雇用型態，而由實力超越地域及國境藩籬的人們，共同合作創造全新價值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即使人在日本，也有可能參與在非洲發起的企畫案。
這種情況並不僅限於商務領域，教育體系同樣受到國際化浪潮的影響。在美國及英國，愈來愈多家庭聘請印度人擔任孩子的家庭教師。以美國為例，利用網路進行個別學習指導的費用，每小時約為四十美元左右，但如果請的是印度家教的話，單月不限時數，只需九十九美元。據說因為菲律賓有許多以低廉價格提供英語學習教育的人才，因此前往當地留學的親子檔或使用 Skype 接受個人指導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
富裕的定義改變了，年輕人轉而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人生」
這些改變不只影響工作及教育，同樣還影響了我們的想法與價值觀。接下來和各位分享我外甥的故事。
他從一流大學畢業，結婚後搬到沖繩居住。他根據小學高年級與高中時代去美國參加夏令營的經驗，架設了可免費搜尋全世界優良營地資訊的日語網站並以此為業。例如輸入「瘦身集訓」或「強化網球」等關鍵字，不需要仲介費用，即可配合個人需求挑選適合的營地。
因為從事靠網路經營的工作，不論身在何處都無所謂。他非常滿意這樣的生活，在海灘悠閒享受生活之餘，又能在沖繩向外傳遞從世界各地蒐羅而來的資訊。對他來說，「真正的富裕」絕對不是金錢、權力、名聲、地位，而是「自己想要的幸福人生」。
這樣的人也許不只我外甥一個，現在的年輕人轉而追求富裕的「質」，明顯和過去的觀念大不相同。下頁圖表中，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平成二十五年版厚生勞動白書》也證實了這一點。
首先來看「新進職員工作目的」的變遷。自二○○○年以後，「想過快樂的生活」的年輕人比例大幅增加，近年來直逼四成左右。另一方面，過去有將近三成的人「想過經濟充裕的生活」，如今比例卻有下降的趨勢。由此可知，大部分人對於工作方面的想法，比起經濟上的富足，更在乎自己能不能過得快樂。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想對社會有貢獻」的想法在比例上愈來愈多。自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年為止，期望對社會有貢獻者始終維持在五％左右的成長
率，但是近年來大幅上升，目前則成長至一五％左右。接著來看新進職員選擇就職公司理由的變遷。「公司未來有發展潛力」這項理由有長期下降的趨勢，而「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與個性」這項理由則逐漸增加，在所有選項中所佔的比例最高。由此可見，年輕人們在工作上愈來愈重視能否發揮自己的優勢，或培養出足以展現自己個性的能力，還有是否能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譯註：平成二十五年即二〇一三年。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商周出版《給孩子與世界接軌的教育：國際文憑與全球流動社會的教育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