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只有3家電視台到人手一機的時代,范雲:說出真實的公共意見,偶爾挨罵也值得

2015-07-28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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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於台大文學院(圖/ 蔡仁譯攝影)

范雲於台大文學院(圖/ 蔡仁譯攝影)

曾經她是學生運動的主力戰將,現在她則試著探索第三勢力政黨的可能性。平日看來議論嚴肅的范雲,講起野百合運動時只有3家電視台,資訊封閉到讓學生氣到對著電視喊:「抗議!」說著說著就忍不住笑了。

太陽花運動時,人手一機,隨手一滑就可以得到超量資訊,運動串連之快速,則讓她感到驚喜。從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到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范雲從社會運動的角度看社群崛起,認為這是一段從禁絕到喧嘩的歷程。

網路社群對運動的改變,是很有意思的。如今回看野百合當時被媒體刻意封殺的悲慘處境,對比太陽花從第一晚就迅速燃燒,真的有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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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運動發生在民國79年,社會剛解嚴,那是只有3個電視台的年代,野百合沸沸揚揚,每天卻只有3分鐘的報導,而且前面的1.5分鐘一定是抹黑、污衊。那時候每當新聞播報時,我們就會擠在電視機前關心,發現媒體抹黑,就氣得對著電視大喊:「抗議!抗議!」

因為沒有管道散發消息,所以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學生們,也只能靠總指揮們傳達訊息。我們在現場還會手寫文宣,影印好發給大家,是一個很克難的年代。

那時候主要的報紙也只有3大報,我父母偶爾會從報紙上看到我的「動態」。比如我選台大學生會會長時,因為平均成績不及格,被校方禁止參選,我很生氣,拿著大聲公在學校喊:「難道成績不好的學生,就沒有資格當學生會會長嗎?學生自治的精神,不應該因為成績因素被打壓!」這件事情在封閉的年代很大條,還鬧上報紙,我父親看了報導後很生氣地說:「我女兒從小功課就很好,憑什麼因為她一次考不好,就不准她選學生會會長!」

野百合時,父母又在報紙上看到我,有一篇報導的標題是〈老兵的女兒站在第一線〉,父親的老兵朋友們一直勸他要管管我,母親也說要叫我回家,反而是我父親了解我,他說:「怎麼可能回來?」最後是我姐姐陪母親到中正紀念堂,送了一包橘子給我就回家了。

沒有界限的束縛

反觀太陽花運動,網路的竄流真的好快。2014年3月18日那天晚上,學生們衝進立法院後,很快就用一台iPad做直播,我整夜守著看,心也掛著。整個運動完全沒有被封鎖,很快地透過網路傳播出去,我相信那一晚有很多人都守在電腦前看直播,這是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社群的力量。緊接著的太陽花學運,也有很多網路社群力量的加入。

3月20日,我們決定開設「民主教室」,凝聚守在立法院周圍的力量,深化議題討論。有很多大學教授響應,討論的議題相當廣泛,從「服貿對言論自由的影響」、「服貿與土地正義」、「服貿、遷移與勞動」、「網路與社會運動」、「為何需要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從台灣到國際、從憲政到街頭,請來專精各領域的教授開課,我自己則先開了一堂「公民社會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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