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紅曾經的外交夢,卻因出身背景不夠「紅」而被扼殺

2018-09-2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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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丹紅回憶跟德語結緣的日子,卻意外道出中國的「另類」階級。(圖/德國之聲)

張丹紅回憶跟德語結緣的日子,卻意外道出中國的「另類」階級。(圖/德國之聲)

專欄作者張丹紅在一系列的文章裡,回憶她如何開始在中國學德語,以及她在德國30年的經歷。一切都是從一場口試開始。

那是一場很特別的考試:我只需要重復考官們說的句子,一個考官說一種外語,都是我活了八年從沒有聽過的語言。大概我具有鸚鵡學舌的天賦,考官的臉上浮現出滿意的笑容。

其中的一種語言格外對我的路,聽起來很有金屬性和節奏感,一個個音節切割乾淨,使單詞和詞組顯得清晰易辨,琅琅上口。考試結束後,那位講這門外語的女老師親切地拍著我的肩膀說:「如果一切順利,你會分到德語班。」

那是1974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在中國肆虐八年。毛澤東把被打入冷宮的鄧小平召回中央主持日常工作,既減輕重病的周恩來的壓力,又可以控制以毛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學校漸漸恢復正常秩序。北京的外國語學校也在挑選有語言天賦、同時五官比較端正的小學生,為外交部培養後備力量。不過,文革陰魂不散。外國語學校的最重要錄取標準既不是學習成績,也不是語言天賦,而是家庭的政治背景。未來的外交官自然要「根正苗紅」。

素不相識的爺爺毀了我的前程

我當然是「紅苗」一顆,因為爸爸媽媽都是正直的幹部和驕傲的黨員。不過,要審查我這顆「苗」的成分,單看父母是不夠的,還要看他們的父母是否在解放前當過地主和資本家,是否存在剝削勞苦大眾的污點。我怎麼也想象不出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弱不禁風的姥姥曾經是個剝削者。可是另外三位祖父母都在我出生前過世了,我可不敢為這些素不相識的人打包票。

最終使我沒有上成德語班的原因是我爺爺。其實,他既非資本家,也不是大地主。爸爸說,他是村子裡的秀才,不是幹莊稼活兒的料,所以農忙的時候需要雇幫工。單單這一點就導致他在劃階級成分的時候被歸入富農的行列。「你爺爺對雇工很尊敬,根本談不上剝削。」爸爸為挽救爺爺的名譽極力向我表白。不過這也幫不了我什麼忙了。「富農」嚴格說來不是無產階級的一分子,不是革命倚賴的對象。由此看來,我不是紅苗,最多是粉紅色的苗。

對德語的好奇

一個輝煌的外交官生涯就這樣被扼殺在了萌芽當中。學校老師對我投來同情的目光,父親的眼神中還摻雜著歉疚。後來我想,其實我完全可以做傷心狀,這樣在家裡和學校就可以享受好一陣的特殊待遇。

不過我真的沒有受挫感。相反,沒獲得進德語班的資格在我心裡引發了一種典型的逆反:「有什麼了不起,這麼一種聽起來像行軍令的、硬邦邦的語言,不學也罷。」

不過逆反之後,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好奇。我在父母的書架上搜尋德國文學作品,發現了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是革命家兼詩人的郭沫若翻譯的。後來我聽說郭沫若根本不懂德語,是他請人把浮士德博士、平民美女格蕾琴和魔鬼的故事講給他聽,之後進行了再創作。兩位詩人彼此交融的語言使我感到震撼,儘管我對「浮士德」的內容完全是雲裡霧裡。

那一年我十歲。

文/張丹紅
原文、圖經授權轉載自德國之聲(原標題:我的融入史:一聽鐘情)
責任編輯/陳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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