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靠間諜活動，只能為蕭金和他的工程師帶來有限的幫助。光是偷一塊晶片並無法說明它是怎麼製作的，就像偷一塊蛋糕也無法說明它是如何烘焙出來的。晶片的製程已經非常複雜。在史丹佛大學修蕭克利課程的外國交換學生，可能變成聰明的物理學家，但只有葛洛夫那樣的工程師，才知道某些化學物質需要以什麼溫度加熱，或光阻劑該曝光多久。晶片製程的每一步都涉及專業知識，那些知識很少在特定的公司以外分享。這種專業技術甚至往往不會寫下來。蘇聯間諜已經是間諜界的佼佼者，但即使派出最幹練的特務，也無法竊取到夠多半導體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大量細節與知識。
此外，根據摩爾定律的速率，最新的科技日新月異。即使蘇聯人設法照抄一種設計，取得了材料與機器，並複製生產過程，那都需要時間。德儀與快捷每年都會推出新設計，上面的電晶體數量越來越多。到了1960年代中期，最早的積體電路已經不是什麼新聞，而是又大又耗電、沒什麼價值的東西。相較於幾乎所有的科技，半導體技術正飛速前進。電晶體的尺寸與耗電量都在縮小，一平方吋的矽片上可放入的運算力，約每兩年就增加一倍。科學界找不到發展那麼快的其他技術了，所以在半導體業竊取去年的設計，根本是毫無希望的策略。
蘇聯的領導人始終無法明白，為什麼抄襲策略使他們落後。蘇聯整個半導體業的運作，就像一家國防承包商——祕密進行、由上而下、軍事系統導向，照著訂單供貨，幾乎沒有創意空間。蕭金部長的一名下屬回憶道，蕭金「嚴格控制」抄襲過程。打從一開始，抄襲就是蘇聯半導體業的內建運作模式。即使蘇聯全國上下都採用公制度量衡，一些晶片的製造機器為了更精準地抄襲美國的設計，還是改採英寸、而不是釐米。正因為抄襲策略，蘇聯的電晶體技術從一開始就落後美國幾年，而且從未趕上。
澤列諾格勒外表可能看起來像陽光不那麼燦爛的矽谷，但那裡有蘇聯最好的科學家及偷來的機密。不過，美蘇兩國的半導體系統卻是天壤之別。矽谷的新創企業創辦人會跳槽，並在廠房裡累積實務經驗；蕭金則是從莫斯科的部長辦公桌發號施令。蘇聯人在職涯發展上追求的是在官僚體系內晉升，而不是設計新產品或尋找新市場。在過度關注軍事生產的國家中，民用商品向來是事後才想到的次要考量。
與此同時，這種抄襲心態也意味著，蘇聯半導體的創新路徑是由美國設定的。因此，蘇聯的半導體業雖然是該國最敏感、最神祕的產業之一，運作起來卻像一個經營不善的矽谷分部。在一個以美國晶片製造商為中心的全球化網絡中，澤列諾格勒只不過是一個節點罷了。
作者介紹：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
克里斯・米勒在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弗萊徹學院教授國際史，他也是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Jeane Kirkpatrick客座院士、外交政策研究院（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歐亞主任，以及總經與地緣政治顧問公司綠罩（Greenmantle）的董事。米勒著有《普丁經濟學》（Putinomics）等書，他也經常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外交事務》、《外交政策》、《美國利益》等媒體撰稿。他於耶魯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於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學士學位。米勒個人網站：ChristopherMiller.net，以及推特帳號：@crmiller1。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雜誌《晶片戰爭：矽時代的新賽局，解析地緣政治下全球最關鍵科技的創新、商業模式與台灣的未來》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