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是編劇吉姆．烏爾斯改編自恰克．帕拉尼克1996年的同名邪典小說的作品。小說的發想起源，可追溯到帕拉尼克曾參與一個專精「危險寫作」的波特蘭作家工作坊。那些次文化族群越界、極簡主義的使命，就託寓在與《鬥陣俱樂部》同名的拳擊格鬥團體中，而其成員最後都成了「破壞計畫」的隨從，實際上，他們也從互相搏擊變成對晚期資本主義勢力的「越級打怪」。
2004年，帕拉尼克在再版小說的序言裡，曾反思書中有關精神淨化與自憐的主題，並與一個文學現象連結，他指出當時「有一大堆讓女性集結的社會模型小說」，像是譚恩美的《喜福會》、惠特尼．歐圖的《編織戀愛夢》等暢銷書，藉此論及社會缺乏相應的男性主義範例。帕拉尼克帶著算計過的謙卑，就像一名不再需要擔心預付稿費的作家，他說明這本突破性小說的爆紅，皆歸功於簡單的供需法則。
《鬥陣俱樂部》能否以文學或電影形式填補帕拉尼克所說的缺口，或反而深化、消失在它之下？這是從當時延續到現在的開放式問題。又或者，這樣的缺口就像泰勒．德頓一樣，真的存在過嗎？出版二十五年後，《鬥陣俱樂部》最近被認為是預見或戲劇化「有毒的男子氣概」的重大作品，甚至是主張這氣概的範例。此現象被《紐約時報》的評論者薩拉姆定義為「連結了攻擊行為與暴力的一系列文化課程」。貝克2019年發表於《紐約客》的文章〈還愛著《鬥陣俱樂部》的男人們〉則追蹤了這部小說對於不同團體造成的影響，那些群體包括假日拳擊勇士、文青型「約會教練」，以及宣稱遭受變動性別規範和政治之害的反動男權分子，他們沒把《鬥陣俱樂部》當作是告誡故事，而是當成了風格指南。
2019年夏天，部落格圈也湧現一些文章與評論，試圖分析《鬥陣俱樂部》當中「縈繞不散的文化瘀傷」（此形容出自《環球郵報》的赫茲）。「這部電影捧紅了一種有毒的男子氣概，更成為線上酸民與另類右派的借鑑。」《君子》雜誌的米勒如此評價，同時稱《鬥陣俱樂部》是「一堆風格化的胡扯」；相反的，在一篇《衛報》的評論裡，陶比斯則讚賞該電影的「先見之明與力量」，並將之形容為一顆「被誤認成文化危機的水晶球」。但很諷刺，這些以長遠眼光審視《鬥陣俱樂部》的評論，都無法比伊伯特這類影評人當下的反應更能釐清這部電影的特性。備受驚嚇的伊伯特在《芝加哥讀者報》嚴加批評，甚至使用了F開頭的字眼（說的其實是「法西斯主義」），這可是一個主流的品味創造者針對院線大片散播道德恐慌的罕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