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三大電信公司不僅減緩了境外流入中國的網路通訊速度，還把這轉化成一種行銷機會。跟其他電信商一樣，它們銷售不同等級的國際傳輸。例如，中國電信公司向自治系統營運商銷售四種等級的頻寬，最快速的，每月得花三萬八千美元的維修費，外加一萬美元的服務費（編按：共計140萬新台幣）。這樣的成本，只有大公司負擔得起，其餘自治系統營運商根本吃不消。這種摩擦既支撐中國的審查制度，又讓國營的電信公司多了一個收入源，政府是一舉兩得。
這三巨頭和其他電信業者相處得不愉快，就連三巨頭彼此之間也並非總是一團和氣。在全球多數地方，大型電信業者對等免費交換相似量的網路流量，但在中國，這些交換是需要付費的。中國移動通信被迫每年得上繳二億八千萬美元，給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這兩兄弟。雖然，中國當局已經在2020年廢除這三巨頭的交換流量費用，但較小的國內網路營運商仍然得繼續繳費，畢竟，藉由費用來限制中國網路彼此間的連結速度可以維持等級式的網路結構，對中國的維安有利。
中國樹立起堡壘，使它和全球網際網路隔開。2009年，中國政府在新疆省的鎮壓行動中，以區域規模展現了這能力。近半年期間，當地的網際網路連線，與大多數的行動即時簡訊和國際電話服務被切斷。後來，服務恢復之初，人們發現他們的簡訊服務受到限制，國際網站被封鎖。
切斷網際網路連線，展現了中國政府的強悍力量，但其蠻力也可能引發逆火。全面關閉網際網路，並非懲罰特定的個人及行為，而是影響到新疆當地的所有人。為了和顧客聯繫，企業經理被迫必須前往隔壁的甘肅省尋求連結網路。中國政府往往以維穩之名，合理化這些措施，但這也可能引發憤恨。
中國持續發展更精進的控管方法，非營利的數位權利公司「Access Now」追蹤網際網路的停擺狀況。2019年，全球總計發生了213件，中國只有一件，發生於天安門廣場抗議示威事件30週年的前夕。當然，實際數目必然更高，因為中國的審查制度導致難以偵測與核實網路的關閉情形，但這也可能反映中國政府對資訊流的控管更精進了。
如第四章所述，中國以監控模式來監視與控制民眾，它也以審查制度來幫助遂行此目的。中國政府雇用了約兩百萬名的網際網路審查員，其線上內容審查大軍數量約等同於人民解放軍的現役人數，另外還要加上超過兩千萬名兼職的自願網路酸民。總結以上數字，中國的網路審查力量，遠非只是封鎖與刪除內容而已。羅伯茲和她的同事估計，中國政府每年偽造四億四千八百萬則社交媒體評論。這些評論通常是支持政府立場，或者意圖改變當局不想看到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