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內的網際網路就像一座中世紀的城堡，只有幾個進入點，藉此強迫國際連結進入這些鉗制點，並要求外國電信商使用中國的三大國營電信公司，這麼一來北京當局就有無可匹敵的能力去監控、審查及切斷網路通訊。但是，這種堡壘式方法也在國內造成經濟成本，在海外形成弱點。
中國的電信三巨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通信——是中國的網路守門員。這些國營電信公司合計掌控98.5%的中國國際頻寬，任何想連結中國的網路者，都必須和它們達成合約。這三巨頭屬於中國國務院管轄，中國政府對它們的營運有最終置喙與決定權。
外國的雲端服務供應商也不能隨便在中國的防火長城上飄浮，中國禁止外國公司直接供應雲端運算服務，它們必須與中國的公司合作，交出自己的技術及智慧財產，接受中國政府的評量與審查。亞馬遜及微軟已經進入中國的雲端服務市場，接受僅提供有限服務項目的安排。微軟的中國雲端服務使用者手冊上，婉轉地註明：「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網路延遲是無可避免的，這是導因於管制跨國網際網路通訊的中介技術。」
儘管中國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數爆炸性成長，它在近年更加強化其堡壘式方法。根據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電腦科學家科特斯．雷巴（Kirtus G. Leyba）指出，截至2021年初，中國只有564個政策的自治系統，反觀美國已有1萬7715個。2009年時，中國當局可以藉由監視該國前十大自治系統，來攔截90%的國際網路通訊；十年後，他們只需監視兩個自治系統，就能達成相同目標。
中國的防火長城在這些鉗制點及其上的省級存取點上運作，監視中國與外面世界的網路通訊，使用幾種方法去阻斷、取得被禁止的內容。「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的綽號其實有點誤導，中國的防火長城與傳統的防火牆不同。一般防火牆是建立網路與網路之間的屏障，能夠封鎖已經發出的資料封包，也會對國際流量造成更大的延遲；但中國設立防火長城的主要目的是，阻斷國內網路用戶存取境外特定網站與內容，它使用的技術無法封鎖已經發出的資料封包，而是插入虛假的TCP封包，使域名查詢者無法獲得正確的查詢結果，或是封鎖IP位址或傳輸層埠。
但是，進入中國的網路通訊仍面臨一群研究人員名之為「長城瓶頸」（the Great Bottleneck）的審查與封阻。中國的國際資料流呈現不對稱情形，從境外進入中國的資料明顯較緩慢且不穩定，而從中國向境外傳送的資料則比較快速且穩定。中國的電信三巨頭負責管理瓶頸點，把從境外流入中國的網路通訊速度減緩，這些瓶頸有超過70%位於中國境內。這個事實顯示，它們是中國網路戰略的一個特點，而這結果非存在網路缺陷或不佳的國際網路連結導致。
摩擦是中國審查策略中最強大的工具之一。如同《審查》（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作者、政治學家瑪格麗特．羅伯茲（Margaret E. Roberts）在著作中解釋的，只要將資訊稍加難以取得或增加取得成本，就足以遏制許多人了。你想等更久的時間去下載一部外國電影，抑或現在就串流觀看已獲審通過的電影呢？
較富有且技術較嫻熟的個人仍然能設法取得資訊。過去盛行的一種方法是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VPN），取得被封鎖的內容，但近年，就連這類工具也大大減少了。摩擦的策略作用之一是，可以顯露誰願意付出更高成本去取得封鎖內容，這讓政府能進一步去瞄準這些人。
2020年10月出現一款用於安卓（Android）系統的瀏覽器應用程式「Tuber」，提供繞過防火長城的新途徑，讓中國的網際網路用戶可以瀏覽谷歌、推特、YouTube及其他被中國當局封鎖的網站。這應用程式一出現，立刻轟動，不到一天就被下載超過五百萬次。但是，這可不是什麼調皮行動。這款應用程式的背後東家是中國最大的網路安全公司，它推出此應用程式，顯然獲得中國政府批准。正式推出僅僅一天後，這款應用程式就下架了。
「Tuber的閃現顯示，防火長城可以被過濾長城取代。」香港大學的「中國傳媒研究計畫」共同總監班志遠（David Bandurski）解釋。不同於封鎖網站，這種手法可以更局部性地追蹤使用者行為。有機會試用這款應用程式的人表示，這款應用程式仍然過濾審查影片內容及搜尋結果，它也要求用戶提供他們的手機號碼（實名制手機號碼，亦即根據手機號碼可查到個人身分證），並且，用戶必須同意讓此應用程式公司存取他們手機上的聯絡人名單。
以這種控管方式來降低開合橋，或許也能讓更多的中國民族主義時事評論員跑到外國平台上去和批評中國者爭吵，以捍衛中國的官方立場，也可以讓他們有更多彈藥去聲稱中國正在放寬限制，漸漸開放——姑且不論這種聲稱有多麼站不住腳。
不過，「長城瓶頸」也有其擁護者，包括一些強大的利益團體。由於中國與國際間的網路通訊不穩定，更多的外國公司必須在中國境內找伺服器，這為中國公安提供了更多監視外國活動的機會，也供給了中國的資料中心更多商業機會。在中國的搜尋、社交媒體、電子商務及其他線上服務領域裡，人們較難以存取外國競爭者的網站，這使得中國公司蒙益；換言之，「長城瓶頸」進一步保護了中國的網際網路公司，它們在面對外國競爭者時因此享有優勢。
中國的三大電信公司不僅減緩了境外流入中國的網路通訊速度，還把這轉化成一種行銷機會。跟其他電信商一樣，它們銷售不同等級的國際傳輸。例如，中國電信公司向自治系統營運商銷售四種等級的頻寬，最快速的，每月得花三萬八千美元的維修費，外加一萬美元的服務費（編按：共計140萬新台幣）。這樣的成本，只有大公司負擔得起，其餘自治系統營運商根本吃不消。這種摩擦既支撐中國的審查制度，又讓國營的電信公司多了一個收入源，政府是一舉兩得。
這三巨頭和其他電信業者相處得不愉快，就連三巨頭彼此之間也並非總是一團和氣。在全球多數地方，大型電信業者對等免費交換相似量的網路流量，但在中國，這些交換是需要付費的。中國移動通信被迫每年得上繳二億八千萬美元，給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這兩兄弟。雖然，中國當局已經在2020年廢除這三巨頭的交換流量費用，但較小的國內網路營運商仍然得繼續繳費，畢竟，藉由費用來限制中國網路彼此間的連結速度可以維持等級式的網路結構，對中國的維安有利。
中國樹立起堡壘，使它和全球網際網路隔開。2009年，中國政府在新疆省的鎮壓行動中，以區域規模展現了這能力。近半年期間，當地的網際網路連線，與大多數的行動即時簡訊和國際電話服務被切斷。後來，服務恢復之初，人們發現他們的簡訊服務受到限制，國際網站被封鎖。
切斷網際網路連線，展現了中國政府的強悍力量，但其蠻力也可能引發逆火。全面關閉網際網路，並非懲罰特定的個人及行為，而是影響到新疆當地的所有人。為了和顧客聯繫，企業經理被迫必須前往隔壁的甘肅省尋求連結網路。中國政府往往以維穩之名，合理化這些措施，但這也可能引發憤恨。
中國持續發展更精進的控管方法，非營利的數位權利公司「Access Now」追蹤網際網路的停擺狀況。2019年，全球總計發生了213件，中國只有一件，發生於天安門廣場抗議示威事件30週年的前夕。當然，實際數目必然更高，因為中國的審查制度導致難以偵測與核實網路的關閉情形，但這也可能反映中國政府對資訊流的控管更精進了。
如第四章所述，中國以監控模式來監視與控制民眾，它也以審查制度來幫助遂行此目的。中國政府雇用了約兩百萬名的網際網路審查員，其線上內容審查大軍數量約等同於人民解放軍的現役人數，另外還要加上超過兩千萬名兼職的自願網路酸民。總結以上數字，中國的網路審查力量，遠非只是封鎖與刪除內容而已。羅伯茲和她的同事估計，中國政府每年偽造四億四千八百萬則社交媒體評論。這些評論通常是支持政府立場，或者意圖改變當局不想看到的話題。
非營利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的調查顯示，2020年1月初，當世界開始出現新病毒的傳聞時，中國的網路審查員群起行動。他們刪除病人倒臥街道和醫院出現人潮與爭執的影片，清除悼念李文亮醫師的訊息——他提出疫情警告，但受到警方威脅，最終感染並死於新冠肺炎。他們鼓勵淡化疫情危機嚴重性的文章，避免「致命」、「封鎖」之類的警訊字眼，並凸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英勇行為。
但是，觀察世界時間軸，卻顯露了中共卑劣的懦夫行徑。在還未明確辨識病毒之前，中國當局就急於淡化。中國的網路審查員搶在醫療專家之前行動，顯示出他們認為控管社會，比保護民眾安危更重要。中國政府並非通報病毒相關資訊給中國民眾及全世界知道，而是遏止及隱瞞。在中國的網路審查員拚命向所有人保證中國共產黨穩固地掌控一切之際，疫情蔓延至全球。在這次的疫情中，最早死亡的是真相。
這力量具有雙重性質。中共想避免民眾不安，但代價是什麼？當下次危機出現時，民眾可能會想起政府如何控制病毒，但他們一定也會回憶起自己曾經被欺騙。回想李文亮醫師的命運時，任何有重要知識的人將更可能保持沉默。中國的網路審查員愈是成功說服其他人接受他們的正面敘事，負面資訊及重要真相（例如，出現一種新病毒）就愈不可能上達當局。
作者介紹：強納生．希爾曼（Jonathan E. Hillmangn Museo）
數位絲路研究先驅，華府智庫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追蹤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最廣泛的公開資料庫「重新連結亞洲專案計畫」（Reconnecting Asia Project）的主任。
他是經濟、國安及外交政策與中國問題等領域的專家，經常在《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撰文，曾受邀至美國國會聽證，且為政府官員及美國大企業主管們提供簡報。
曾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署政策顧問，參與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策略及總統貿易議程研議工作，指導美國貿易與投資政策的研究與撰寫；曾任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員；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研究學者。
希爾曼同時是2019年金融時報／麥肯錫顧問公司布萊肯鮑爾獎（Financial Times/McKinsey & Company Bracken Bower Prize）得主。
他擁有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及布朗大學國際關係學士學位，著有2020年出版的《國王的新路》（The Emperor’s New Road）一書。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商業周刊《中國網路圈套：數位絲路如天羅地網控制全球未來，美國華府智庫專家的關鍵報告》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