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以來，政治上即是極權政治，後漸漸形成威權民主，但基本上是一黨專政；經濟方面則是自由市場經濟與國營企業共存。新加坡經濟發展傑出，現在的國民所得與美國相當，而經濟與政治制度卻與中國頗為相像。
新加坡是一個位於東南亞的城市國家，19世紀時受英國殖民，二戰時期受日本占領一段時間後回歸英國管理，後以獨立城邦形式加入馬來亞聯合邦，復因種族及殖民地等問題產生的內部矛盾而被馬來西亞逐出，於1965年8月9日成為獨立共和國。
新加坡建國後積極尋求國際認同，同年9月加入聯合國、10月加入大英國協，且為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的創始國之一。由於有曾被英國殖民的歷史淵源，新加坡採議會民主制，即責任內閣制。自獨立迄今，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反對黨有工人黨、國家團結黨、新加坡民主黨及改革黨等，唯因各種司法程序及選舉制度不利於反對黨，實質上為一黨專政的局面，因此某些學者認為新加坡是「軟威權主義」政治。
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南端出口，是馬六甲海峽的咽喉、東南亞的中心，也是東亞和南亞的交會處，為往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船隻的必經樞紐，具有無可取代的絕佳戰略地位。雖是無任何天然資源的蕞爾小國，卻憑藉著穏定的政經情勢、完善的基礎設施、高品質的人力資源、和諧的勞資關係，加以政府提供諸多優惠產業政策，對外資充滿了誘因。
新加坡有效控制及規劃市場環境，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塑造了一個高度自由經濟的環境，吸引國際資金加入。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2020年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排名，新加坡榮列榜首。
新加坡在1965年建國之時，人均國民所得為516美元，於1966年至1973年間，連續八年維持10%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即便日後曾因石油危機、美國股災、亞洲金融風暴及次級房貸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而分別在1975年、1985年、1998年、2001年及2008年經濟成長率明顯下滑，但均能在危機中快速復甦。
1989年，新加坡的人均所得超過了10,000美元， 達10,394美元（大約為中國2020年的水準），成為1990年代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個已開發國家。2011年，人均所得更首次超越美國，成長至53,890美元，之後至2019年為止，人均所得與美國並駕齊驅，經濟成長的亮麗表現有目共睹，使「新加坡模式」成為一個傳奇。
「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雖在1990年卸下總理職務，仍轉任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長達二十一年，至2011年才退休；執政期間，經濟表現亮眼，但反對意見受到高度限制。1990年代到2010年間，新加坡逐漸放鬆有關毀謗與限制政治及言論自由的法規和司法實務。2011年李光耀正式從內閣卸任，民意開始更能反映出來，唯依舊對網路言論採取司法行動，2018年李顯龍總理還有告贏誹謗訴訟，要對方賠償37萬元新幣的案例。新加坡各項制度、招商引資及開發策略，大都在李光耀任內發展完成。
透過菁英主義及家長式領導的風格，新加坡以「軟威權主義」建立了一個結合西方民主思維與東方儒家文化的政治形式，持續計畫性地培育及吸引國際人才，擁有高品質的人力資源。新加坡政府在國際上具有高效、廉能的高度評價，同時民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與公民權利。迄今，新加坡仍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專政，以結果論，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對於政策推動、貫徹及永續性具有正面助益。
1978年鄧小平復出掌權後，曾參訪新加坡，當時中國人均所得僅156美元，新加坡則為3,193美元，是中國大陸的20倍強。新加坡政府家長式領導的風格，結合西方自由經濟市場低稅率、制度開放、提供諸多優惠措施的招商引才策略，造就的經濟成果讓鄧小平印象深刻，影響他在中國開始實施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開放」措施，走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新加坡自1961年起，以每五年或每十年配合全球局勢及經濟發展進行經濟發展規劃，並透過成立相關法定組織如經濟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局、裕廊管理局等，推動各項招商措施、努力吸引外資。
1961年至1965年，新加坡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改善失業率及增加經濟成長，之後朝向資金及技術密集的高科技、高產值精密工業發展，1990年起轉型國際化、高科技化，以金融、服務業為重心，發展國內經濟及開拓國外市場。
而2006年及2014年時，新加坡則分別透過「智慧城市推動計畫」以及「智慧國家2025」的十年計畫，建立全球最完善的數位基礎設施，打造一個智能化及全球化的國度。這些計畫鎖定未來金融、未來製造、未來交通及未來醫療，尤其是老年照護，希望新加坡能成為這些項目的解決方案輸出國。
除了穏定的政局、優良的基礎建設及科技化程度、優惠稅制及移民政策，新加坡的高度競爭力還有一個特殊面向—「政聯企業」（即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推動各項基礎建設及投資。
1974年，新加坡財政部成立政府控有100%股權的淡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以獨立及專業性做為所有「政聯企業」的股東，並統一管理與調度。淡馬錫控股在貫徹政府方針及商業經營方面維持了良好的平衡及成效，是新加坡經濟發展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新加坡重要的本土企業，政府基本上都具控制力，例如上市的新加坡航空公司、星展銀行、新加坡能源等，同時政府積極投資獲利性高、具前瞻性的公司。
新加坡的貧富差距低，過去五年的工資成長率為3.7%，通貨膨脹率通常低於2%，低所得者的所得成長率高於其他所得者，多數人屬於中產階級，基本上已做到住者有其屋，年輕人有工作後配合雇主貢獻17%，依法將20%所得貢獻於自己的公積金中，結婚後很容易可以申請到組屋（即國民住宅），可用部分公積金買房，五年後可以將房屋賣掉買更貴的房子。
新加坡的失業率很低，只有2.7%，儘管新加坡房價上漲，在這個制度下因為有工作者可以負擔買房，房價漲反而讓新加坡人覺得財富上漲。新加坡也有超級富人，當中許多是移民，由於新加坡的所得稅低，沒有資本利得稅，也是全球財富管理中心，許多富有家族將家族辦公室搬至新加坡。
新加坡的醫療水準高，民眾必須買私人保險預防重要疾病相關的高醫療費用，在診所或牙醫看一般的小毛病，民眾必須支付高額自付額。
新加坡在威權政治、高效能及清廉的政府、國家資本主義及經濟規畫、市場經濟及低稅率、教育成本合理、高人力素質、穩定等社會條件下，發展為全球的經濟典範，為世界高國民平均所得國家之一。貧富差距低，百姓對生活有極高的滿意度，但是政治參與及言論自由受到限制，只要不過度批評政府，人民的生活是自由開放的，資訊及人際網絡與全球連結良好。
二戰以後，高度發展國家多為民主國家，美國的文明尤其對世界有重大的影響。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美國致力於維護世界秩序，一個重要的工具即為民主政治制度。美國相信民主國家比較穩定，易於相互溝通，所以美國以援助、提供安全保障等誘因導引其他國家民主化。而且美國的文明為許多全球民眾所嚮往，因此許多國家漸次民主化，台灣即是一例。
但新加坡有自己的一套政治邏輯，創造出一個有別於西方國家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政府認為自己是民主的，其他國家不應該以自己的眼光及經驗來看待新加坡。新加坡證明了經濟現代化與一黨專政可以結合在一起，這點對中國充滿了吸引力。
中國與新加坡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華人國家，有相同的中華文化背景；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是英文，但是除了少數民族如印度裔及馬來人區域，中文幾乎可以暢行無阻；一黨專政，國家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互補。
但是中國也有與新加坡不同之處，使得中國的發展較為艱辛。新加坡年輕、包袱小，在發展過程中迅速找到了適合自己國情的治理模式，而且幅員小及人口少，施政的複雜度較低。中國則承繼了數千年的歷史，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還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等各種思潮的衝擊中蛻變，希望找到一個具中國特色的道路，而且幅員廣大及人口眾多讓中國成為非常複雜的體系，需要高效率的管理才能經營出色。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新加坡一致：每五年擘劃國家經濟發展藍圖，以市場經濟提供人民致富的誘因，以國有企業執行政府經濟政策。中國也積極國際化，2001年加入WTO，積極招商引資，調整法治與世界接軌。中國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鏈，在某些領域已具備世界級尖端科技，並且規劃到2035年，上海要與紐約和倫敦並駕齊驅，成為頂級全球金融中心。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對政治權力及言論自由的控制正逐漸失去完全的掌控力。2020年大選，人民行動黨獲得83席，反對黨勇奪10席，這是自1966年以來反對黨所占的最大國會比例。儘管如此，新加坡到今日的經濟發展階段仍算是維持了一黨專政，習近平及中共說不定也這樣想：把經濟搞好，貧富差距合理，中國也能維持長久的一黨專政。可以預期中國走新加坡路線，以極權的政治制度維護社會安定，謀求經濟高度發展，爾後再適度調整或放鬆政治控制力。
作者介紹｜周行一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編輯委員會召集人、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副院長、財務管理系所主任、商學院投資人研究中心主任、亞洲財務學會理事及副理事長、財務金融學刊總編輯。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赴美留學獲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及商學博士學位，在美國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大學任教三年後歸國服務，2018年榮獲韓國成均館大學名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著有《Life理財學》、《不理財也發財！？我的幸福理財書》、《經濟學的新世界》、《公司管控》、《投資學的世界》等書，常於報章雜誌發表專論，公開演講，並為公私立機構之諮詢、公益董事、獨立董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中美匯流大未來：地緣政治、宏觀經濟、企業經營趨勢》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