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更符合「中華民國美學」現今在大眾的認知的，是它趨近於雜亂無章、視覺不協調，甚至醜陋的印象。而這種印象到底源於何處？這邊我想引述吳天章在《偽青春顯象館》〔註10〕書中提到的論點，台灣早期是缺乏國家認同的地方，外來政權將台灣作為跳板，沒有覺得哪個東西需要長久。
因此在視覺習慣上，造就出一批廉價、快速，且譁眾取寵的產物，例如：以亮片替代亮鑽、假花替代真花，還有風景區用水泥做成的竹欄杆。反應在吳天章的影像創作中，像是〈春宵夢 II〉【圖3】用上這些媚俗物件，讓作品內的人物透著「假假的」氛圍。
到了〈孌〉系列【圖4】將這種氛圍繼續放大，人體被皮膜掩蓋，反而撩起觀者矛盾、不安的感受，彷彿恐怖谷理論那種似人非人的反感情緒。粗製濫造的可替代物，宰制台灣人對於事物的理解，這種不上不下的經驗感知，或許解釋了屬於民間的「中華民國美學」裡面的情感矛盾狀態，隨著時間產生歧義。
郭俞平在作品〈延遲與凹洞〉【圖5】中也將歷史源頭導向《首都計畫》。然而民國政府在中國未完成的弘大願景，卻在台灣被縮成一個理想社區 ——中興新村。這與佇立在台北市的巨大中國宮殿一樣奇怪，憑空出現的東西，終究難以與在地文化接壤，反而被孤立在社會之外。
而與中興新村如同雙胞胎般的市規劃的案例就是永和。永和都市計畫企圖打造英國郊區的花園城市，然而現實恰好相反，戰後湧入的居住潮，淹沒那些規劃中的公園〔註11〕。令人不悅的街道景觀，正是「中華民國美學」中反美學的範疇。作品中因父親退休，作者被迫切斷了與家連結。而時間的延遲與空間錯置，鑿開了填補不完的凹洞。
「中華民國美學」所代表的，是失根的，亦是自我認同過程的各種實踐，也是沈重的歷史包袱。對於「中華民國美學」的重新建構，是補足在日治時期之後，直至今日仍舊缺失的文化拼圖。我們必須先要面對，才能思索為來該往何處？
註：
〔1〕吳冠廷（2021）。中華民國美學 — 以國民大會為例。
〔2〕政策像是《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去除三種街道名稱：紀念日本人物者、伸揚日本國威者、明顯為日本名稱者的街道名稱。並限期於兩個內改正街道名稱為四種：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宣傳三民主義者、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者且去有意義者。還有《清除台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蹟要點》，清除了大量日本神社，並加上中華民國象徵符號，如國徽、梅花【圖】等。
〔3〕首都計畫，將南京進行全面現代化的改造。南京國都設計辦事處成立，由林逸民任 處長，負責管理，並聘請美國建築師Henry Murphy 與 Ernest Goodrich 作為顧 問，負責規劃工作。計畫主要分為六個區域，包含中央政治區、市級行政區、工業區、商 業區、文教區與新住宅區。1930年至1937年調整制定《首都計畫的調整計畫》，並於 1947年又制定了《南京市都市計畫大綱》。計畫中道路系統引進歐美矩形網路、林蔭大 道等概念，而建築形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其解釋是為了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