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差別很大。對美國人而言，二戰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時才開始的。歐洲人的二戰則開始得較早，是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侵波蘭時展開。但是對中國人來說，戰爭開始的時間比前述這些都更早，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當中日雙方的軍隊在北平城外的蘆溝橋首次交火時爆發的。蘆溝橋事件跟之前別的事件不同，以往都是以中國人羞辱認輸告終，而這一次卻促使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全面性地發動全國對日抗戰。於是，長達八年多的衝突就此展開，這場衝突將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並使中國華東大部分地區成為廢墟。
今天，中國人對二戰的記憶，主要集中在開戰後頭幾個月發生的事情上。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幾場最大規模的會戰，中國軍隊重創了日軍，其中有不少可歌可泣、值得中國人驕傲的英雄故事。蔣介石在戰爭一開始便傾盡全力，希望好歹能給日本人來個迎頭痛擊，說不定還能因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然而，在戰爭的這個階段，他的軍隊無法和日本的軍事實力與技術優勢相匹敵，沒過多久，這些中國的英勇事蹟就被一齣齣悲劇所取代。
其中有段故事特別引人注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就在開戰的幾個月後，中國軍隊戰敗退守到他們的首都南京。十二月初，日本人開始包圍這座城市。經過雙方在城牆周圍激烈交戰，蔣介石決定棄守南京。這麼一來，數萬名中國士兵不得不越過長江逃竄；那些逃不了的士兵只好繼續戰鬥，而投降者則在江岸邊的一系列大規模處決中遭到屠殺。還有一些士兵換上便服，打算躲在一般民眾間，但仍遭到日本軍隊無情追捕──日軍對他們見到的所有男人都進行盤查；他們從群眾中把有著「軍人身姿」的人拉出來，也沒放過手上長繭或腳上有鞋瘡的人，而任何人只要肩膀上有背帶印痕，就被認定最近曾扛過軍用背包或步槍。這種檢查法難免造成許多普通老百姓也被誤認，並被拖出處死。
處決完了被懷疑是軍人的群眾，屠殺仍然繼續進行。在這場戰役之後，日本軍隊喪失了一切紀律，開始洗劫這座城市。婦女們不管年齡多老或多年幼，都被強姦然後殺掉，孩子們、甚至連嬰兒也同樣在劫難逃。無數目擊者證實曾見到日軍用刺刀將孕婦開膛剖腹，也有許多照片可以佐證這些指控。有的日本兵甚至還自己拍下照片，不是作為證據，而是當成紀念品。
可想而知，南京城陷入一片混亂。老百姓在情急之下，開始爭先恐後擠進城裡的外國人居住區，希望能從南京的歐洲居民那兒尋得庇護。一小群為數大約二十名的學校教師及傳教士竭盡所能地提供幫助。他們和日本人交涉，爭取能為難民設立一個「安全區」。日軍前來找女人時，他們挺身而出，擋在日本兵和這些被視為獵物的女人之間。毫無疑問，那時日本人還比較忌憚得罪歐洲人──日本此時還不想激起任何與西方的磨擦。然而，南京淪陷後，日軍的暴行一直持續了幾個星期，最後連所謂的「安全區」也不再安全了。中立的歐洲人在現場作為見證者，他們找機會拍下大屠殺的照片、甚至影片，提供了一些最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在這發生過的暴行。
現今，我們很難確切得知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二月間那最血腥的幾星期裡，究竟有多少人被日軍殺害。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沒有數十萬人，也有好幾萬人。根據戰後的戰犯法庭紀錄，被謀殺者約在二十萬人之譜，而且至少有兩萬名婦女被強姦。今天，中國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為三十萬人。若干日本學者不承認這麼高的數字，然而沒人否定，或者說，至少沒有任何具有學術信譽的人否定這場大屠殺的存在。這起後來被稱為「南京大屠殺」的事件，是中國戰爭史上最屈辱的經歷之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在中國，紀念這段經歷的主要機構叫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個機構真的非常之大，場址內包含一間博物館、兩座萬人塚、一所學術單位，以及一系列紀念廣場與和平公園。這裡有幾十座紀念雕像及雕塑，其中一些規模相當宏大，最高的約達三十公尺，最長的也有三十公尺長。總體而言，整個紀念館占地超過兩萬八千平方公尺（約八千五百坪），距離市中心不遠，每年吸引多達八百萬遊客。
在你踏入這座龐大的複合建物之前，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衣裳被撕破的母親雕像，手裡抱著死去孩子癱軟的軀體。那是一名受難的母親，懷抱著死去的孩子仰天長嘯的景象。這座由中國藝術家吳為山創作的雕塑，至少有十公尺高，它就站立在紀念館位於南京最熱鬧的水西門大街的入口處。這座雕塑顯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悲痛。女人絕望地垂下肩膀，裸露的長頸脆弱不堪，懷裡的孩子毫無生氣，而她再也沒有力氣支撐下去——這一切都讓你心裡清楚，在紀念館裡等著你的會是什麼。
隨著群眾走過這座雕像後，迎面而來的是一系列其他雕像，都出自同一位藝術家之手，描述一九三七年逃離這座城市的難民。他們的表情因恐懼而扭曲，其中有些描繪的是拖著或載著受傷或垂死親人的人物雕塑，有的則刻劃出婦女和孩子的屍體。
現場到處可見到令人生畏的雕像。例如，你可以看到一隻從地下彎出的巨大手臂，死氣沉沉地抓著周遭的石頭；附近還有一顆被砍掉的巨大頭顱，靠在一堵滿是彈孔的牆邊。一根十六公尺高的石頭十字架赫然聳現在其中一處紀念廣場上，彷彿墓碑──上面刻著大屠殺的日期。一座孤單母親的雕像矗立在一片石地上，正尋找著她死去家人的遺體。另一處鋪有一條青銅步道，上面鑄壓出兩百二十二位大屠殺目擊者的腳印。這地方處處傳來受難的哀嚎聲。為了讓人印象更深刻，許多地方都可看見官方公布的遇難人數被以一公尺高的大字展現。走進博物館，「三十萬」這個數字是用青銅鑄成，從上方照亮了一處相對昏暗的空間。在紀念廣場的一面花崗石牆上，這個數字被以十一種不同語言寫出。此外，它也被刻在紀念館一處巨大階梯的石頭上，也被以黑色油漆寫在眾多雕像中某一座的側面。它就像一句咒語，在整個紀念館中不斷重複，彷彿想看看是否有人膽敢挑戰它的威信。
就跟所有這類數字一樣，三十萬這個數字也有失真的成分。這個數字高得讓人震驚，毫無零頭讓人好記，也保守得足以讓人信服──但實際上，沒人曉得一九三七年底的南京有多少人被屠殺。對中國人來說，三十萬這個數字是一個符號，他們可以對這符號注入情感能量，同時也能讓他們從冥想個別遇害者遭到謀殺、肢解的細節等沉痛的現實裡，獲得些許喘息。對日本人、尤其是對否認大屠殺的日本右翼分子來說，這個數字讓他們有了可以爭辯的口實。這數字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它包含軍人及平民加起來的傷亡嗎？它是否涵蓋周邊地區人民，還是純粹只有南京市區人口？當時，南京的官方人口統計大約只有十九萬人，那麼怎麼可能這麼多人被殺？還是說，這數字也把難民人數算了進去？以上都是些合理的問題，卻也有效分散了大家對日本士兵真正犯下的恐怖暴行的注意力。
紀念園區中心有一間博物館，裡面有一千多件大屠殺的遺物和照片。這些有關這場暴行的照片證據，是博物館最重要的展品。有一張照片，是一名被強姦的十九歲孕婦，她的臉、腹部和大腿上一共被刺了三十刀——奇蹟般地，她活了下來、得以親自講述這個故事，但她失去了寶寶。城市周圍的萬人塚裡發現了一些殘骸與遺骨。甚至在參訪者的腳下，在博物館裡，就有一座亂葬崗：一個黑暗的坑洞裡有二十三具骷髏，那是二○○七年博物館進行擴建工程時發現的。
博物館後面的另一棟建築裡，是第二座萬人塚的所在，裡面有兩百零八具屍體殘骸。參訪者看完這些骷髏後，會被邀請到一間冥想廳，在那裡他們可以靜靜思索剛才看到的一切駭人事物，並回想這裡所記錄的數百名受害者的名字。
參觀這地方的整體感受真的相當沉重，就算是與南京毫無沾親帶故的外國人也一樣。對那些故鄉就在南京，以及父母親或祖父母曾捲入這些事件的人來說，想必此刻已快要無法忍受了。博物館的設計者顯然很清楚這種情狀，所以盡最大努力讓遊客擺脫剛剛目睹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景象。走出陰暗的萬人塚與冥想廳後，遊客們會進入一座明亮美麗的「和平花園」，周圍有成熟的樹木在微風中搖曳，隔絕了外面的車輛聲。長長的水池裡點綴著黃色花朵，倒映出天空的顏色。在花園盡頭，一座和平女神的雕像矗立在城市的天空。
儘管如此，離開這地方後，訪客心中很難不留下強烈的創傷感。當我們回到家中，記得的不是和平女神像，而是博物館入口處那失去親人的母親雕像，她的聲嘶力竭隱約傳出整座城市在回聲裡延續蕩漾的苦痛。
我第一次造訪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在二○一九年四月，當時是接受紀念館館長張建軍之邀，請我向他的同儕們發表研究成果。我抵達當地之後，他幫我安排了一位導遊，帶我四處走走。
每當我遇到研究二十世紀歷史的中國學者，我都會問他們：為什麼中國花了四十年，才開始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事件？中國一直到了一九八○年代，才真正開始著手於大眾記憶專案。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就是個好例子，它直到一九八五年才開放。中國怎麼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多年來，我從此問題得到的答案往往了無新意。有幾位歷史學者很坦白地告訴我，過去四十年中，光是應付國共內戰、朝鮮戰爭（即韓戰）、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就已經夠中國忙的了──實在沒有多餘的空閒、精力進行其他任何思考，或者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事件。另一些人則沒正面回答我的問題。他們認為中國與許多西方國家並沒什麼太大不同──在一九八○年代以前，現今許多著名的大屠殺博物館和紀念館都還未建立。任何國家都需要時間來接受過去的創傷。
我在南京遇到的幾位學者，用比較政治性的觀點來談我提出的問題。他們告訴我，當中國共產黨正專心聚焦於階級鬥爭時，紀念一場國民黨人對抗日本的戰爭，在政治上毫無助益，也沒有意義。據說，毛主席曾感謝過日本人侵略中國，因為這最終變相為他取得中國政權提供了助力。直到毛澤東死後，人們才開始有機會重新省思一九三七年的創傷；而且，共產黨領導人直到一九八○年代，才意識到中國戰時的苦難可以成為一個強大的動機，有力地團結起整個國家。
我問過張建軍，想知道他覺得為什麼中國會拖這麼久才紀念一九三七年的事件。他的回答雖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也讓我感到難受。他解釋，在一九八二年以前，人們沒有興趣重揭舊瘡疤。但據他所說，就在那一年，日本教育部犯了一個看似故意的挑釁行為：為了淡化日本對戰爭的責任，他們修改了學校的歷史教科書。「這裡的人都想忘掉這些不幸的過去。」他對我說道，「我個人認為，如果日本政府從來沒有修改過教科書，以否認大屠殺的存在，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有一個紀念館，因為這根本不必要。」
張建軍這番話雖是肺腑之言，但卻遺漏了一段更加微妙的歷史。一九八二年，國際上確實曾因日本教科書問題而爭吵得沸沸揚揚。不過，那場風波來自一項誤解：張建軍所提到的那次修訂並未真正發生。然而，他說的也絕對屬實，日本教科書傾向於淡化侵略行為，但這在一九八○年代早已不是新鮮事。最厚顏無恥的修改與刪除，主要都發生在幾十年前：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日本主要的教科書幾乎完全沒提到南京大屠殺，而且向來都是用最自我寬容的措辭撰寫。簡單地說，日本在一九八二年沒有真的修訂教科書，因為那時的日本教科書中已沒剩下什麼東西可刪改了。
中國政府在一九八二年所抗議的觀點，其實已經不再是日本人民的主流看法；實際上，當時日本社會的風向正開始朝著有利於中國人的方向傾斜，甚至強烈反對自己的國家蒙蔽事實。正如張建軍向我指出的，日本右翼民族主義分子在一九八○年代變得氣急敗壞，其中一些人極端暴力。他們向那些探討日本戰爭罪行的人發出死亡威脅，有時甚至採取行動。他們訴諸暴力的原因，在於他們在有關日本戰時歷史的爭論中已明顯落敗。到一九八○年代末期，日本學術界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已拒絕右翼言論，並接受日本對戰爭負有集體罪責，而確實自那時起，幾乎所有日本的歷史教科書都重新修訂，並納入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內容。
所以，看來是有三股波瀾共同推動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興建。首先，它得以滿足學術界對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刻加深理解並且取得公共文獻的需求。其次，它對這道折磨整個社會許久的創傷，提供了迫切需要昭告世人並獲得認可的契機。然而最後，自一九八○年代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新競爭態勢開始浮現檯面之後，它也起了政治作用，並呈現在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建物之上。幸與不幸，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已經成為中日較勁的其中一個面向，同時兩國也在集體記憶上彼此競逐。
過去三十年裡，中國的歷史意識出現了劇烈變化，特別是社會大眾對於二戰的記憶。南京大屠殺是這場革命的核心：它已成為中國烈士的民族象徵。以這起暴行為題材的書籍已有數千本出版，也製作了數千部相關的電影、電視劇和紀錄片。如今，中國的電視公司每年製作大約兩百個節目，全都是有關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的戲劇，其中絕大部分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之所以如此龐大，以及其每年吸引如此眾多遊客前來的原因，是因為它不僅是一個地方機構，而且還是一個全國性機構。南京成了戰爭期間所有暴行的代表，不管中國其他地方還發生了哪些暴行。自二○一四年以來，南京大屠殺週年紀念日（十二月十三日）一直都是國定假日。
相較之下，改變的速度在日本就要慢得多，也比較捉摸不定。日本部分民眾，特別是右翼政客，始終不願承認他們歷史中極不光采的部分。一般來說，他們並不否認曾犯下的戰爭罪行，但已起而質疑中國人是否誇大了這些罪行。他們也高度懷疑中國人不斷提起這段過往的動機。有些日本政界人士指出，過去多年來，有很多日本人道過歉，其中包括個人、機構團體、政府，但中國人似乎從來未曾滿意。近年，日本右翼修正主義再度抬頭，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他們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指控有失公允，說它的唯一功能就是將矛頭直接對準日本。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重大問題。唯一能夠減輕中國人殉難感的方法就是道歉，然後道歉、再道歉，而且每次的道歉都絕對不可以避重就輕。德國就能成功對歐洲鄰國做到這一點，為什麼日本做不到呢？然而，就連時下的日本主流民意都不打算這麼做，更別說日本右翼人士了。
在日本並未心甘情願謝罪的情況下，中國的感情用事只會變得越發強烈。但這只是人類本性所致──當那些加害過他們的人堅持質疑他們最痛苦的記憶，受害者就更走不出過去的傷痛。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更大聲、更激烈地重申自己的故事。中國人喊得越是響亮，日本人的戒心也就越來越重。在此過程中，歷史的客觀性就逐漸被看似永無休止的指責與否認的循環所扼殺了。
中日兩國之間的和平交流
鑒於中日兩國之間不堪回首的歷史，我們很容易對兩國未來的關係感到悲觀。但事實上，人們還是有理由抱持希望，特別是在地方層級。南京紀念館與日本的合作夥伴頻繁進行和平交流，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來此悼念。該機構的策展人與日本同行之間的關係一般都相當良好。
這種和平交流精神也可在別的地方看見。我在訪問南京期間，碰巧遇到一位當地歷史學家──一位謹言、細心，名叫劉小平的學者，他對自己家鄉的了解可真像部活百科全書。劉小平帶我看了關於大屠殺的另一座紀念碑，位於河邊一條主要道路旁，地點偏僻。這是九千八百名中國士兵在大屠殺中被處決的地點。一九八五年，人們在這裡安置了一塊紀念石，以標示這個遺址，同時還有一座雕刻著石頭花環的三腳抽象雕塑，以茲紀念。
今天，這座紀念碑被維護得很好，修剪整齊的樹籬使它與繁忙的道路相隔開來。不過三十年前，它才剛建成不久後，便因疏於維護而倒塌了，當地人也沒注意，使得這地方逐漸成了垃圾場。
據劉小平說，今天這裡之所以受到這麼好的照顧，是因為曾有一群日本遊客來到這裡致敬和懺悔。他們發現這地方的境況時相當震驚，便通知當地政府，後者隨即介入重整現場。在日本人的關切下，這座紀念碑重見天日，而中國地方官員也與他們合作，確保大屠殺的記憶在此處受到尊重。
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罷，都永遠擺脫不了一九三七年底發生在南京的這段歷史。然而，這些小小善意的舉動給了我們莫大希望，期許這段歷史或將變得較能讓人承受。
作者介紹｜齊斯・洛韋（Keith Lowe）
全職作家和歷史學者，曾於曼徹斯特大學攻讀英國文學，也曾擔任十二年的歷史圖書編輯。他被公認為二戰及其後續影響相關歷史的權威，曾任美國公共電視頻道紀錄片《德國大轟炸》（The Bombing of Germany）的主講人及歷史顧問。
洛韋經常在英美的電視廣播上發表洞見，並為《每日電訊報》、《泰唔士報》、《華爾街日報》、西班牙《國家報》與《新蘇黎世報》撰稿。此外，他也曾受邀於歐洲與北美等地以戰後歷史為題講學。著有《火焰地獄》、《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恐懼與自由》，皆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我們是定義歷史的人，還是歷史的囚徒？》（原標題：中國．南京｜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他們否認，我們指責。」）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