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勤於朝政,為何眾叛親離、丟失明朝江山?他性格「3大缺陷」超嚴重,難怪沒人想效忠

2021-11-05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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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的統治問題,就是一直換閣臣,強烈的疑心病讓他無法信任任何人。(圖/取自Wikipedia)

崇禎皇帝的統治問題,就是一直換閣臣,強烈的疑心病讓他無法信任任何人。(圖/取自Wikipedia)

崇禎皇帝用過的閣臣中,得到他最大信任的應該是楊嗣昌。崇禎皇帝還曾經感嘆:「恨用卿晚。」(《明史.楊嗣昌傳》)太晚才任用楊嗣昌。很晚才任用,所以崇禎十年楊嗣昌入閣時,流寇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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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信和多疑的矛盾結合

楊嗣昌規劃了一個有名的策略來對付流寇,稱為「十面之網」 [註1] ,也就是以軍隊武力將流寇密密包圍、限制在一個區域內。要布「十面之網」,就要動用軍隊,也就是「主戰」,然而誰來帶領軍隊呢?楊嗣昌負責制定攻剿流寇之策,但實際執行命令的人卻由不得他來選。

楊嗣昌的重要副手是原福建巡撫熊文燦,他之所以崛起,是在福建沿海整治海盜有功。他運用的方法是拉攏鄭芝龍,消滅了另一支海盜劉香的勢力。劉香被鄭芝龍捕殺,熊文燦就上書報功。不過收到報告後,崇禎皇帝的反應卻是懷疑劉香未死,所以派了一名密使扮成廣西採辦,假意去找熊文燦,實則負責調查劉香是否真的已死。

廣西採辦受到熊文燦接待,相處融洽,一次在酒後,熊文燦拍桌說大話,指稱「諸臣誤國」(《明史.熊文燦傳》),朝中這些人無能又犯錯,才會讓流寇變得如此不可收拾,順口就表示如果交給他來處理,流寇鼠輩絕對不可能這般猖獗。他這番慷慨陳詞大概太感人了,廣西採辦便對他公開自己的密使身分,表示會向皇帝推薦,讓熊文燦去打流寇。

如此一來,熊文燦嚇得酒都醒了,趕緊一連串說出對付流寇的「五難四不可」,但太遲了,這名特使對他的那番激昂表態已經留下了深刻印象。臨別前,特使問熊文燦,如果真有皇命,你接還是不接?熊文燦怎敢說不接呢?當然只能表示不會推辭。視此為保證,特使到皇帝面前便推薦熊文燦。到崇禎十年四月,熊文燦得以拔擢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成為執行楊嗣昌計畫的主要副手,負責布網圍堵、剿滅流寇。

這段過程若從另一個角度看,也顯現出崇禎皇帝的統治問題。一直換閣臣,因為他無法信任任何人,有著高度的疑心病。在這點上,他和其他皇帝很不一樣,是人格上的特質造成的。明朝皇帝握有絕對皇權,又有龐大的宦官系統用來監督、查察外朝官員,保障皇帝不會受到什麼威脅。所以萬曆皇帝可以罷工,一切交給官僚體系自動運作,熹宗也可以那麼信任魏忠賢。然而崇禎皇帝卻一反常人的態度,一般人是聽到人家說的話,除非有特殊理由,會先接受其為真;崇禎皇帝卻是不管聽了什麼,尤其是朝臣的上奏,除非有特殊理由,都先認定其為謊言、假話。

所以他不相信熊文燦的報告,不相信劉香死了,一定要多一層調查來確認。但他的個性中又有另外一面,對於人家說已經發生的事,他充滿懷疑,但對於尚未發生的事,他又經常抱持無理由的樂觀。面對未來的計畫,他不會花心思、用力氣去認真講究細節,因而得到密使的推薦,立即興奮地覺得自己找到了可以圍剿流寇的人才。

把熊文燦放上這麼重要的位置,並沒有經過仔細地考校與檢驗,就像他連任命閣臣都可以這般隨意,才會十七年內換了五十位。這絕對是一種最糟的擇人、用人方式,開始時如此輕信、如此隨便,等用了之後又處處懷疑。輕信和多疑,矛盾地結合在崇禎皇帝身上。

崇禎人格中深層的遷怒轉移習慣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矛盾的個性?這種矛盾性質在一項心理機制上統合了,那就是拒絕承擔責任、本能地逃避責任。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人一面輕信地隨便任用,用了又多疑以致頻頻撤換,他不累嗎?難道不會學到教訓,將多疑的態度搬到用人之前,與其用了卻不斷擔心懷疑,不如先花點時間、費點工夫,徹底認清楚這個人,思慮明白他到底是不是對的人選?

我們會有的疑惑,如果從深層心理上對於責任的抗拒來看,就能得到解釋了。這樣的人高度自我中心,到達了絕對不能承認自己可能有錯的地步。正常狀況下,人經常會感覺到自己做錯了決定,感到懊惱而展開反省,過程中我們的自我意識也就受到了打擊。因而逐漸被迫明瞭,現實世界不是我能夠完全操控的,不是我如此計畫、如此想像,別人就會依照我的計畫行事,事情就會依照我的想像發生。如此我們的自我受到了約束限縮,自我中心被其他因素侵入,不可能再如此獨斷。

那麼是什麼樣的人,具備怎樣的心理機制,才能抗拒其他因素侵入,一直保持高度的自我中心,目無外界現實?那就要不斷地「遷怒」,深深相信所有的錯都是別人的,我之所以失敗、之所以無法得到計畫中的結果,不是我的計畫有問題,不是我太一廂情願想像,都是別人害的。

自我中心永遠和「遷怒」的反應連結在一起,愈會「遷怒」的人便愈是自我中心;倒過來,要一直保有高度自我中心的態度,這樣的人非不斷「遷怒」不可。孔子對於人的道德修養有很多了不起的洞見,其中一項就表現在以「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來稱讚顏淵。

短短少少的六個字,卻表達了多麼細緻的觀察。不遷怒,指的是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有這樣一份最誠實真摯的反省之意,那不是表現於外、對別人認錯,不是迫於形勢或為了挽回面子給自己下臺階而認錯;而是對內的,自己真切感受其中違背了原則,必須如此認錯,才能「不貳過」,不再犯下同樣違背原則、違背良心的錯誤。

在日常心理機制中,人們會傾向於維護自我(ego),將許多力量從衝擊自我的方向轉移開。久而久之,這樣的轉移就成為習慣,「遷怒」便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轉移。

崇禎皇帝的人格中,帶著深層的遷怒轉移習慣,認定別人是錯誤的來源,而以憤怒形式發洩出來。一個經常處於憤怒狀況中的人,往往便是以憤怒為儀式,藉著對別人生氣,撇清自己的責任關係。都是你們胡亂來,都是你們不聽我的,都是你們沒有注意,都是你們不夠認真⋯⋯,都是你們讓我如此生氣,所以造成這樣的錯誤結果都和我無關。愈是怕責任沾上來,就愈要表現得憤怒。

「刑部易尚書十七人」看責任逃避心理

高度自我中心反映在人格上,形成了權威人格,而不幸地,作為明朝的皇帝,他身上真的擁有絕對的權威。雪上加霜的是,崇禎皇帝具備一定的聰明,他將聰明都用在挑人家毛病的查察上,別人說了什麼話、給了什麼意見,他有足夠的聰明可以聽出、找出其中不足之處;別人做了什麼事,他也有足夠的聰明立即想到做得不夠周延的部分。

到處都看見別人的錯誤,不斷被別人的錯誤惹怒,不斷地運用他的絕對權威施以懲罰。如此他必然聽不進別人的建議,而他做的任何決定,從他的角度看去,必然得不到徹底、完整的執行。他看不到自己任何的責任,也絕對不願意承擔任何的責任,逃避責任成為他心理機制中的第一選擇,一定要將責任推出去,推到別人身上,他才活得下去。

崇禎十年,他聽從建議任用了熊文燦,到崇禎十三年十月,熊文燦被殺了。從史料記載上看,無論是人格、思想或行事風格上,袁崇煥和熊文燦都相去甚遠,不過他們生命的終結方式卻是一樣的─都是因為擔任總督軍務時所犯的錯誤而被皇帝下令誅殺的。崇禎皇帝在位期間,另外還有鄭崇儉、劉策、楊一鵬、范志完和趙光抃,總共七個人,都因為總督任內的錯誤而被殺。總督的位階多高、權力多大,能當到這個位階的人沒有多少,他們竟然都那麼糟糕、那麼無能?真的那麼糟糕、那麼無能,這幾個人又是如何當上總督的?

看一下其中的鄭崇儉。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負責圍堵張獻忠勢力的,成就很高,號稱「未失一城、喪一旅」(《明史.鄭崇儉傳》),卻因為在追擊張獻忠部隊幾次大捷後,留守的軍隊先行返還使得亂事又起,就被告了一狀,說他太早撤兵。皇帝立刻將他召回,後來下獄,罪名是「縱兵擅還,失誤軍律」,很快判定「立決」,意思是甚至不等到傳統上認定可以問斬的秋天,如此迫不及待將他處死。他是在農曆五月初夏行刑的,離入秋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除了七位總督之外,崇禎皇帝還殺了十一位巡撫。 [註2] 而負責審訊、刑殺這些人的刑部呢?在《明史.喬允升傳》中算得清清楚楚:「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平均一年換一位刑部主事者。第一任薛貞是熹宗朝留下來的,屬魏忠賢的黨羽,所以被撤換誅殺,這還有道理。第二任是蘇茂相,他從戶部尚書轉任刑部,才任職半年就被罷免。第三任王在晉還沒正式上任,皇帝就改變主意將他調到兵部。第四任是喬允升,和前面提過當閣臣的劉鴻訓一樣,在任內被遣戍流放。

下一位是韓繼思,因皇帝對刑部議獄的結果有意見,他就被革職了。接任的是胡應台,他在史書中得到的記載是「獨得善去」,竟然能夠好好做完刑部尚書沒有出事,多麼難得!

下一任馮英,和喬允升一樣,任內犯錯遣戍;下一任鄭三俊,和韓繼思一樣「坐議獄」,但不只革職,還因而坐牢。再來的劉之鳳也「坐議獄」,可是遭遇一個比一個慘,不只革職、坐牢,還被判處絞刑,在行刑之前就病死在自己曾掌管過的牢獄裡。

下一任甄淑,因為收賄被關進天牢,也病死在獄中。下一任李覺斯又「坐議獄」,不只革職,連科舉功名與官員資格都沒了,但至少保住一命,也沒有坐牢,還算是待遇較佳的。再下一任是劉澤深,任期很短就病死在任上。再下一任是鄭三俊復職,任期沒多久又改派到吏部。再下一任范景文剛任命還沒上任,又改派去工部。再下一任徐石麒「坐議獄」被免職。

接著還有胡應台,皇帝兩次要他當刑部尚書,他「再召不赴」,絕對不肯當。所以換成張忻來當,到他在任時,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城,他成為明朝在北京的最後一任刑部尚書。

[註1] 《明史.楊嗣昌傳》云:「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陜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註2] 《明史.顏繼祖傳》記載:「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

作者介紹|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流出版《不一樣的中國史11:從光明到黑暗,矛盾並存的時代--明》(原標題:輕信和多疑的矛盾結合)

責任編輯/邱劭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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