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思考了過去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價值觀。
大衛告別世界的日子到來。那天我同樣起了個大早，並且挑選了一套黑衣。
前幾天都是好天氣，這天一早卻下起雨來。
我們陪著大衛以及他的家人去執行安樂死診所的現場。
看著大衛上車之後，再坐上我們的車，英國導演沿路問我：「寶儀，妳在想什麼？」
當時我回答了這個問題四、五次，但每次都語無倫次。
我重複地說：「我不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在採訪？我在送一位老人家最後一程？我去見證他人的死亡？當時我腦中沒有任何消化這件事的機制。
這到底是什麼？我到底在幹麼？大衛孫子心中的問號，或許和我是相同的。
整段旅程都像一面鏡子般照見我自己，我無法超然地以記者或主持人的客觀角色
面對。一團混亂的我只能對鏡頭說：「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幹麼。」
而導演也用了這畫面。他認為這個畫面能具象地表達這整件事的矛盾與衝突性。
我們在等待什麼？
到了現場，仍然有許多媒體到場。大衛與他的親人圍坐在房間中央的長桌。
有媒體想上前對大衛說話，但此刻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也不認為我有資格走上前去說些告別的話。
我站得遠遠的，觀察這一切。
診所裡的人員忙進忙出處理事情，大衛似乎等得不耐，忍不住出聲問了：「我們到底還在等什麼呢？」
當他一說出口，所有人都愣住了。
此時，他的孫子反而笑了，說：「我們還有一些表格要填。」
大衛便說：「總是有這麼多表格要填。」
所有人這才跟著笑了。
這些笑聲令我稍稍放鬆。這一刻我看見幽默的珍貴—笑，能讓緊繃的能量找到宣洩的出口。
當下我突然明白，大衛早已準備好了，他人的悲傷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意義。那麼身為旁觀者的我，到底在糾葛什麼？到底為了什麼要無所適從。
此時此刻，我知道自己要以何種角色站在這裡了，心中糾葛倏地鬆開。
這時有人進來說話：「時間到了，大家可以出去了。」
所有媒體移動到另一個房間等待。
記得我等了好久好久，遠遠地還看見有媒體怕漏了獨家畫面而與機構人員起爭執。這時候還想著獨家？當然我也了解，他們只是盡忠職守。
在等待中我甚至說：「我們在等待什麼？在等待一個早就知道的結果？這實在太荒謬了。」
我在等待室中走來走去，心想：不如來看書吧。書架上只有魯米的詩集是英文，其他都是我不懂的語言。
拿起魯米的詩集，先翻開一頁，讀著讀著，覺得有點意思。
我問攝影師，你要不要問個問題，我們再來翻頁讀出詩句。
攝影師笑了。
我又想到，或許我可以問問這本詩集，今天到底要教會我什麼？
在心中默唸問題，隨意翻開一頁，上頭的鉛字印著：
Today is such a happy day,
There is no room for sadness,
Today we drink the wine of trust from the cup of knowledge,
We can’t live on bread and water alone,
Let us eat a little from the hand of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