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節前夕，司法院公布修正了刑事訴訟法草案，納入被害人量刑的詮釋權、陳訴權及資訊取得等權利，但是，這份草案只針對審查起訴階段做規定，其他訴訟階段之權利並無修訂。我們仍要說這對性受害者的訴訟參與權，是非常不足的。
在台灣，性侵被害人在訴訟過程中處於證人地位，幾乎只有「義務」，缺乏「訴訟」權力。我國刑事訴訟法秉持無罪推定論，以被告為主體的立法方向，嚴重忽略受害者權益，對待一般證人與作為證人的被害人，也無任何區分，因此性侵被害人在法庭上極度缺乏「知的權利」、「說的權利」及「安全保障的權利」。
被害人不僅需要接受訊問或詰問，其訴訟過程也無法參與、了解及表達其意見，幾乎都要依賴檢察官。
悲慘的事實：勵馨所服務的性受害案主，有些好不容易勇敢走上法庭，期許法庭為她們伸張正義，透過參與的司法充權過程中，協助創傷復原。遺憾的是，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折翼而回，甚至還被二度傷害，無法找正義與真相。
若拿台灣和德國及日本的被害人訴訟參與權比較，台灣少了聲請調查證據及保全證據的權利，也沒有詰問證人、鑑定人的權利，或獨立上訴權、聲請再審權等等。由於證人的權利受限與地位低落，導致被害人無法在所有訴訟過程中參與、了解及表達意見。
許多性侵被害人期待透過訴訟伸張司法正義，卻又因被害人（證人）及被告權利不對等，「知的權利」嚴重被剝奪，至於「說的權利」，即便被害人有「說的權利」，他們的最大困境是說不出口，因為性侵牽涉到太多社會污名及情緒創傷，而執法人員也充斥著性侵迷思，性受害者常常莫名的被嚴重「二度傷害」。
如被迫舌吻或口交，執法人員居然可以責問為何不用利齒咬傷對方？甚至以此寫入不起訴書或判決書，認為這是合意性交，情何以堪？
性侵被害人作為證人身分，對於被害經過的陳述較其他被害人困難，在警詢、偵詢，甚至審判時面對職權訊問或交互詰問時，被害人容易產生心理抗拒，在嚴格的證據法則下，其原先對社工、醫師、心理師甚至律師與其庭外會談的陳述，常顯現不一致，或被認為是誘導，而成為「珍貴的垃圾」，非常的可惜。
或許有人會說，性受害者可以找代理人，依法當事人除了公訴的檢察官，還可選任告訴代理人，也就是說她可以找律師幫忙，但這樣的告訴代理人仍然沒有公權力，在法庭上法官沒有請代理人說話，他是沒有發言權的，即使他具有聲請調查證據權，也沒辦法有說的權力，甚至有的法官在法庭上看見告訴代理人，還會詢問他為何出現的窘況。
談到檢察官在性侵害事件中的職責，必須依法實施偵查、調查犯罪、進行公訴。檢察官為代表國家追訴犯罪行為，並不是代表被害人。在偵查、蒞庭過程中，被害人若兩個過程都得到好的檢察官，是很幸運的，或許可以找回公義，但不都如此。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指出，2017年受理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申訴案件時發現，部分法官、檢察官辦案不遵守性侵害犯罪對被害人保護相關的法律，且以性別偏見作為心證基礎而不自覺，導致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二次傷害，而且評鑑委員會常常做出袒護法官、檢察官的決議，導致被害人地位更加低落，應全面檢討改進。
雖然訴訟中確實有盡心盡力的檢察官，但由於偵查和蒞庭的檢察官不是同一人，到了蒞庭，檢察官因為對被害人不熟悉，與被害人沒有信任關係，不了解案情，常常是無法發揮攻防效能。
例如，勵馨協助的被害人，直到一審敗訴後，看到判決書才知道被告對自己不利的說法，但已無從反駁。其實，被害人曾將案情告知朋友，但被害人並不知道可以找他們作證，因為蒞庭檢察官沒有了解受害者狀況。
還有，另一個性侵案偵查檢察官以性剝削案起訴，審理時，法官同意改以性侵害進行審理，但蒞庭的檢察官堅稱沒有更多的證據可以證明此案是性侵害，個案律師所提出的說法不足採信，所以不願意更改起訴罪名，讓個案權益受損。
因此勵馨主張，檢察官固然是代表國家進行追訴，但對於被害人應有更積極的協助。例如：滿足被害人知的權利；審理中為被害人爭取權益；積極調查證據等等。另外，未來性侵案件應該從偵訴分離改為偵訴一體，也就是期待偵訴應該是同一個檢察官。
最後，重申勵馨在司改國是會議的主張，司法機關應全面提升性侵被害人的訴訟地位，賦予性侵被害人在法庭上有「知的權利」、「說的權利」及「安全保障的權利」，而司法人員也不能再以性別偏見做為心證基礎。另外，司法機關應檢視｢性侵被害人之告訴代理人」制度、改進檢察官評鑑制度、增加相關經費補助，偵訴合一。
作者介紹｜紀惠容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1994迄今）、公益自律聯盟理事（2005迄今）、衛福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制推動小組委員（2013迄今）、台灣防暴聯盟理事（2013迄今）、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推動小組委員（2014迄今）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女人想想】性侵被害人訴訟參與權在哪裏？）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