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歷史非常突出的成就，是輝煌的文人文化，而這樣的輝煌表現是有現實基礎的，那就是文官的社會地位以及不虞匱乏的經濟實力。一旦進入這個系統中，得到文官的身分，就得到了社會的尊重與注意。文官中有等級，等級的核心概念源自科舉。進士的地位最高，一般稱做「文辭之士」，那可不是對會寫文章的人的泛泛之稱，而是特別保留給進士出身的。
唐代就有進士科和其他科別之間的高下差異，到宋代更嚴重了。唐代是考取明經的人比不上考取進士的人；但到了宋代，卻是考上明經的人都還被認為不如很多志在考進士卻遲遲未考取的人。而且在考取進士的人當中，又再分出等級來，名次在最前面的是「進士及第」，稍微後面一點的是「進士出身」，再後面一點的則是「同進士出身」。名稱上就顯示了「出身」，意味著這是一種身分，不單純是一時的考試排行，而且這樣的考試結果真的會跟著你一輩子，反覆出現在你的資歷上。
考試愈來愈重要，尤其是進士科考試愈來愈隆重。那是在皇帝面前的大場面，叫做「殿試」，由皇帝親自當考官，被皇帝欽點到的，才是不折不扣的「進士」。其他通過考試卻沒有被皇帝看中的，只能是「進士出身」；其他有資格參加殿試的，則是「同進士出身」。
重文辭而輕論策，科舉不合理下的改革
長遠一點看，在中國歷史上，這個問題是從魏晉南北朝延續下來的。進士之所以有超高地位，溯源畢竟是來自於門第。「詩」原本是門第貴族教養的重要代表，能夠投注精神在文辭上修習砥礪，那是他們的特權，因而隋唐之後重點在考文辭的進士科，明經及其他科被擠到後面去了，連帶墊高了進士的價值。
文辭能力是貴族身分的象徵，原本這些人參政做官，憑藉的是他們的門第背景、門第訓練，而不是他們的文辭能力。然而到了宋代，門第貴族消失了，「文辭之士」在官場的特殊地位卻隨著科舉而留了下來。於是問題更惡化了，這些人真的就是專精於文辭而考得好，他們和政治之間沒有任何門風帶來的經驗與資歷。誰詩文寫得好，誰就考試考得好；誰考試考得好，在官場上就能得到較優越的身分，仕途上就能得到較高的權力。
這當然不對勁，但在宋代，矛盾非但沒有解決，還更擴大了。去進學讀書的，都只是為了考試。宋代的太學收了很多學生，最多的時候收到三千人，成為一群深思、有良心的士大夫的批評對象。因為太學的教育根本就是補習班，不教應對進退，也不教治國理民，更不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教什麼？就教作文寫詩的一套方法，學到這些內容，有助於考試取得好成績，然而一旦進入仕途當官，就當得一塌糊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