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輕武的立國精神很現實地反映在待遇上，宋代文官待遇和武官待遇差很多，這又是祖宗家法刻意設計、維持的。
文官中最低的是知縣下的「縣尉」，待遇大約是一個月六貫錢，加三石配糧。和縣尉大致同品秩的武官是「中下禁軍」，待遇卻只有五百文到三百文。宋代幣制基本上一貫等於一千文，所以換算下來，縣尉的待遇竟然是同品秩的中下禁軍的十二倍到二十倍，而且武官還沒有薪俸之外的配糧。在中禁軍之上的「上禁軍」，品秩高於縣尉，薪俸也只有一貫，是縣尉的六分之一。
再往上看，「知縣」的待遇大約是五十貫，「知州」大約一百貫，這是地方官。中央的官員大概都能領到一百貫到兩百貫。宰相呢？有三百貫。也就是說，文官中最高層官員的待遇，是最低層的五十倍之多。
讓我們試著算得更具體一點。在我們的社會裡，最低工資如果是一萬元一個月，拿來比擬宋代最底層武官所領的薪水（給的待遇總不能讓人家活不下去吧），如果一名下禁軍在今天領一萬元，那麼縣尉就有十二萬，而宰相在今天能領多少呢？六百萬！
宋代的貨幣經濟已經很發達，但文官的收入除了以貨幣計算的薪俸之外，還有配米糧，甚至還有配布，這些都是可以換算成錢的。文官還配給有鹽、有紙，冬天有柴、有炭，而這些武官都沒有。
有一種機構叫做「公使庫」，顧名思義，本來是提供負責遞送信息的使者所需的開銷。但到後來公使庫不斷擴張，變成只要是文官在路途上的所有費用都由公使庫開支。一名知州要上京，出門時可以一毛錢都不帶，路上也真的可以一毛自己的錢都不用花，甚至回程時還能剩錢帶回家。一切都有公使庫提供、招待，他們當然都樂於上京。
宋代的士大夫講求「士風廉潔」，一部分原因在於只要做了官，他們真的就不缺錢。「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這是宋代所建立的標準，特別如此提出，是因為有文官可以從朝廷領到高薪的現實基礎。看看宋初名臣范仲淹，他在中國社會史上另外占有一席之地，因為他調知杭州時，在家鄉蘇州買了一千畝田當作「義田」，成立了「范氏義莊」，將義田的收入拿來辦義塾，以及其他宗親間的社會福利照顧。范仲淹號稱廉潔，他不必貪汙，也不必去做生意，光是任官多年，又做過宰相，收入就足以讓他可以買義田、辦義莊了。
范仲淹將積蓄拿去買義田，也不必擔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因為他還有「祠祿官」。
進士成為文人系統的最高標準
宋朝的國家財政經常出問題，國庫困窘，其中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因素，就是花在文官體系上的人事費用。
為什麼會被忽略？一來，因為這是「祖宗家法」訂下的歷朝精神，不能檢討、不能改變；二來，討論、處理財政問題的都是文官，他們自然不會先檢討自己的薪資，不會承認自己領的待遇是國家問題的來源，更不會想要拿自己的收入開刀，來改革國家財政。所以他們提出了種種辦法要富國強兵，但相當程度上注定是失敗的，文官開銷不減很難「富國」，武官地位不提升也很難「強兵」。而這兩種所需的做法，都是違背文官本位立場的。
近世歷史非常突出的成就，是輝煌的文人文化，而這樣的輝煌表現是有現實基礎的，那就是文官的社會地位以及不虞匱乏的經濟實力。一旦進入這個系統中，得到文官的身分，就得到了社會的尊重與注意。文官中有等級，等級的核心概念源自科舉。進士的地位最高，一般稱做「文辭之士」，那可不是對會寫文章的人的泛泛之稱，而是特別保留給進士出身的。
唐代就有進士科和其他科別之間的高下差異，到宋代更嚴重了。唐代是考取明經的人比不上考取進士的人；但到了宋代，卻是考上明經的人都還被認為不如很多志在考進士卻遲遲未考取的人。而且在考取進士的人當中，又再分出等級來，名次在最前面的是「進士及第」，稍微後面一點的是「進士出身」，再後面一點的則是「同進士出身」。名稱上就顯示了「出身」，意味著這是一種身分，不單純是一時的考試排行，而且這樣的考試結果真的會跟著你一輩子，反覆出現在你的資歷上。
考試愈來愈重要，尤其是進士科考試愈來愈隆重。那是在皇帝面前的大場面，叫做「殿試」，由皇帝親自當考官，被皇帝欽點到的，才是不折不扣的「進士」。其他通過考試卻沒有被皇帝看中的，只能是「進士出身」；其他有資格參加殿試的，則是「同進士出身」。
重文辭而輕論策，科舉不合理下的改革
長遠一點看，在中國歷史上，這個問題是從魏晉南北朝延續下來的。進士之所以有超高地位，溯源畢竟是來自於門第。「詩」原本是門第貴族教養的重要代表，能夠投注精神在文辭上修習砥礪，那是他們的特權，因而隋唐之後重點在考文辭的進士科，明經及其他科被擠到後面去了，連帶墊高了進士的價值。
文辭能力是貴族身分的象徵，原本這些人參政做官，憑藉的是他們的門第背景、門第訓練，而不是他們的文辭能力。然而到了宋代，門第貴族消失了，「文辭之士」在官場的特殊地位卻隨著科舉而留了下來。於是問題更惡化了，這些人真的就是專精於文辭而考得好，他們和政治之間沒有任何門風帶來的經驗與資歷。誰詩文寫得好，誰就考試考得好；誰考試考得好，在官場上就能得到較優越的身分，仕途上就能得到較高的權力。
這當然不對勁，但在宋代，矛盾非但沒有解決，還更擴大了。去進學讀書的，都只是為了考試。宋代的太學收了很多學生，最多的時候收到三千人，成為一群深思、有良心的士大夫的批評對象。因為太學的教育根本就是補習班，不教應對進退，也不教治國理民，更不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那教什麼？就教作文寫詩的一套方法，學到這些內容，有助於考試取得好成績，然而一旦進入仕途當官，就當得一塌糊塗。
不一塌糊塗也難吧！當官的人根本沒有學過當官所需的基本知識，更從來沒思考過如何當官。宋代一直都有人疾呼應該改革科舉，不能將重點都放在「文辭」上，應該要加考「經義」，讓考生─官員候選人─受一點政治教育，具備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常識。到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執政時，就大力實踐了這個主張，然而他的獨斷個性使得他自己寫了一套《三經新義》，規定考試要以此書內容為標準。結果舊黨大反彈，在強烈抨擊下，改革的重點也扭曲了。這項改革就像王安石的其他措施一樣，等他失勢了就被推翻，而且還成為新舊黨爭的另一個戰場。
新黨提出了另外一個長期的改造方案，是以學校取代考試，訂定「太學三舍法」，也就是將太學生分為三種等級（外舍、內舍、上舍），表現夠好的才能升級，極少數能完成三級教育的，可取得任官的資格。這就是為了要處理考試重文辭，以至於考、用徹底脫節問題的一個方案。
科舉的情況不合理，但牽涉到太多複雜的社會因素，在現實條件纏捲下，不合理的制度無法改變。宋代還有「榜下捉婿」的說法，描述有錢人家，想要保持家業地位的大家族，放榜時就盯住榜單，如果榜上有名的人還沒結婚，就趕快搶來當女婿。這種情況充分顯現社會上對於科舉近乎瘋狂的反應，怎麼可能改得動呢？
作者介紹｜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流出版《不一樣的中國史8：從外放到內向，重文輕武的時代──五代十國、宋》（原標題：宋朝官員的薪俸與待遇堪稱優渥？）
責任編輯／連珮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