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傳給子孫，他不僅不願意自己的權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許子孫的權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銷丞相制度這件事寫到《祖訓》裡頭，規定子孫後世永遠不許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議立丞相，必須嚴懲。洪武二十八年（西元一三九五年），朱元璋敕諭廷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總而言之，將朱元璋處理胡惟庸案及其後的一系列舉動串聯起來，可以看到他不遺餘力地集中皇帝權力的整個過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穩了。從此，皇帝不再允許自己的權力分散，中國君主宗法制的專制制度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這個意義上看，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個冤案，又不是冤案。說它是冤案，是因為在將胡惟庸處死時，他還沒有罪名，後來所指的罪行都沒有實證，所以說他是冤枉的。他死後，才說他謀反，說他勾結蒙古人，說他勾結倭寇，罪名越加越多。這些罪證一件件揭發出來時，已經到了朱元璋的晚年。說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為他死於專權、犯了眾怒，頗為同僚所憎恨（劉基、徐達等人都認為他奸邪不可靠），而且影響到了皇帝的專制集權，身首異處只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說朱元璋也沒有冤枉他。
胡惟庸案前後延續十四年，一時間包括開國元勛李善長在內的功臣宿將被誅夷殆盡，達三萬餘人。也還是朱元璋想藉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防止他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那麼，為何在他們身上非得加上「謀逆之罪」（勾結蒙元、私通倭寇、圖謀造反）而不是專權、貪腐之罪呢？其背後還有其他隱情。在明朝興兵之時，朱元璋為了鼓勵文臣武將給自己打天下賣命，曾授予多位開國功臣免罪鐵券，其上多鐫刻「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二次」之語。正因為不加謀逆之罪無以破功臣的鐵券保護傘，所以將胡案定為謀逆，一石二鳥，便可一舉誅滅功臣了。
在胡惟庸案中被牽連的李善長死後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國用就上書為他鳴冤，意思是說李善長的地位已經很高了，即使幫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會更高，李善長不會為此冒這麼大的風險。李善長這樣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場，將會令天下人寒心。王國用的批評尖銳直白，入情入理，無可辯駁。朱元璋讀了如此冒犯的話，心知理虧，竟然不予追究，足見李善長死得有多冤枉。
專制君王對於權力的追求似乎沒有止境，因而對於權臣的防範也就沒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這種心態也就越嚴重。他感到年老體衰，他要為未來的繼承者留下一個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開殺戒。
作者介紹｜馮玉軍
男，1971年出生，法學博士，現為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包括本書，已正式出版學術個人專著十多部，並主編許多學術著作及法學教材等；在核心學術刊物及其他刊物、報紙上發表論文百餘篇，編輯教材和入選論文集數十部。學術研究領域為法學理論、法律經濟學、立法學、宗教法治研究、後現代法學、法律全球化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清文華泉《比竇娥還冤：明清奇葩大案》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