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走路，尤其是在城市的街道上亂走亂逛。平時我工作很忙，沒什麼機會四處閒晃，所以只要有一點零碎時間，譬如會議與會議之間的空檔，我就會沿著街道隨意走走，看看附近新開了什麼店，裡頭賣什麼東西。有時興致來了，我會跑去問老闆說：「你們生意這麼好，是不是有什麼祕訣？隔壁餐廳顧客那麼多，他們東西有特別好吃嗎？對面那家賣年輕人潮服的小店怎麼倒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對好奇的我來說，每棟建築，每個店面，就像通往不同的世界。研究與了解店裡販售的商品、布置陳設、動線規畫、使用建材，就像是了解各式各樣的生活，我覺得好玩極了。
一個春末夏初的下午，某個離家不遠的會議提早結束，我沿著和平東路慢慢走回家。紅磚道兩旁的路樹正開得茂盛，走著走著，隔著不到二十公尺，發現昆霖和他爸爸走在我的前方，昆霖緊緊握著爸爸的手，緩緩向前移步。這是他們每天的例行活動。
他們走到銀行前面，再來是麵包店、畫廊、機車行，然後是排了長長人龍的蘿蔔絲餅店。我不確定他們的目的地，是要過馬路？走到前面的公車站？還是直接回家？我本來想走快一點好追上他們的腳步，但終究沒有這麼做。
看著他們父子的背影，一陣複雜的情緒湧上心頭。隔著二十公尺，就像是隔著四十年的驚心歲月……
已經四十年了。
那時昆霖才六個多月大，是個老是笑瞇瞇、胖嘟嘟的小娃娃，很得大家疼愛。就在我們仍沉醉在新生兒誕生的喜悅之際，剛學會翻身的他在爸爸上洗手間的二十秒，不知怎地從床上跌落下來。
我們急忙把他送到醫院急診室時，他已經開始翻白眼，連呼吸都有困難了。我們輕觸他的手掌與腳掌，沒有出現手掌抓握或腳掌外張等應有的神經性反射。我真的慌了。
主治醫師語氣不太肯定地說：「可能是顱內出血，壓迫到腦幹神經……先追蹤觀察一段時間，再看看吧！」
沒想到，醫生「追蹤觀察」了三、四個星期，只是消極地維持生命現象，沒有進行任何治療。而且日後出現在診間的永遠只有住院醫師，至於主治醫師，我們再也沒見過他。
我們夫妻倆傻傻的，以為只要把昆霖送到醫院，醫生就會竭心盡力地救治他。可是我們等了又等，卻怎麼也等不到院方任何積極的處置。
朋友看我們每天坐在醫院裡枯等，覺得再這樣耗下去也不是辦法，私下勸我們：「塞個紅包吧！反正大家都是這樣。」
朋友的建議著實讓我們大吃一驚，尤其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先生更是不以為然。他很生氣地說，救人是醫師的天職，為什麼還要病人送紅包？這種事，他做不來！
我聽其他家屬七嘴八舌地說，通常醫生收紅包會有所暗示，例如︰「這個病很難治，要不要轉院？」「目前醫院沒有病床，要不要回家等候通知？」意思就是要你送紅包。可是昆霖已經躺在醫院快一個月了，從來沒人跟我們說過這些話，就連暗示也沒有啊！
我們繼續陷入漫長無止盡的等待，等待有一天進來病房的，是大名鼎鼎的主治醫師，聽他親口說，昆霖還有希望。
跟昆霖住在同間病房的是個意外造成腦傷的孩子。我看他進了開刀房，動了手術，逐漸恢復健康，心想，不能再這樣等下去了。我瞞著先生，偷偷包了紅包請人送去給主治醫師，希望這點小小的心意能讓昆霖得到更好的照顧。
第二天，神龍既不見首、也不見尾的主治醫師果然出現了。他明快地告訴我們，昆霖的情況不太好，必須立刻安排腦神經外科手術。
然而，一切都太遲了。或許是傷勢太嚴重，或許是延誤了時間（那時候台灣還沒有MRI磁振造影的技術，如果有的話，昆霖就不會那麼慘了），昆霖大部分與腦相關的功能都受到嚴重的損傷。他變成重度智障，左手與左腳幾乎無法行動，視力差到只能見到光影，而且還有頑性癲癇，必須長期服藥。
我呆立在原地，腦筋一片空白。
我曾經阿Q 地想過，會不會是醫師弄錯了，昆霖還有恢復的希望？但我很快告訴自己，想這些有的沒的，一點用都沒有，既然事情發生了，就認了吧。哭天喊地、怨天尤人，這不是我的個性。
我了解，這輩子我永遠有個很深的遺憾，也清楚我的生活將永遠改變。但我也明白，時間會弭平所有的傷痛，讓我坦然接受一切。
昆霖是我的孩子，我會好好珍惜、照顧他一輩子。
這不是義務，是我心甘情願。
本文經授權轉載圓神出版《為愛，竭盡所能：弱勢權益推手陳節如的奮戰之路》（原標題：四十年前的一個紅包）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