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過去，當時監工與主管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仍是個謎。但監工之死卻在隔年被勞委會認定為職業病案例，學者專家組成的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指出監工的自殺是肇因於工作過程中的外來壓力，是台灣首例自殺列為職業病的個案。因此家屬多領到了10個月的投保薪資、約40萬元的職災給付。不過40萬換不回么兒，也換不回未婚夫。H醫師說：「事實上他配工配了五、六次了，…工作已經不得人緣，就是這樣，最後還是想不開」。也許當初誰再多努力一些，就能挽回縱身一躍的監工。公司在事發過後，設立了員工心理諮商專線，因為沒有人希望憾事重演，不論是老闆、主管、醫師、勞工和家屬，雖然大家在心裡盤算的不盡相同。究竟一位監工的性命、公司的聲譽和職災的賠償，孰輕孰重？在此，人命就是論斤秤兩地討價還價著。
底層勞工尋常的工作與生活
下班之前，有三位男性外籍移工在醫務室候診，其中一位穿著制服，並用中文和櫃台護士對話；護士問他之後該聯絡誰，他說：「打給我就好了，他們兩個也聽不懂」。隨後進來掛號的三位台灣女性員工，候診時大聊宿舍很吵和自己的體重變化，其中一位還去量了體重；她們準備整理東西去宜蘭玩，預計住在員山鄉的民宿，晚上要去夜市吃美食。下班時間，醫務室所在的大樓入口，滿滿都是穿著連身制服和工安帽的員工；聯外道路上也塞滿大型機具、槽車和滿載工人的承包商小貨車。
工業區裡的「工作」類型複雜，現場第一線多是下游包商員工，面對太陽底下的嚴酷作業環境，外加高空作業和化學品的風險暴露。職業風險順著工作類型和公司內部階層，呈現不平均的分布，而工作類型和公司職位的差異，又取決於個人不同的家庭、求學、工作的生命歷程。
於鄰近醫院服務的社工員曾說：「我第一次來的時候，覺得那個煙囪還蠻漂亮的」。每個人都想認真的過生活，不論是吃誰的頭路，都要在工業區裡共同生活，也總是比外來者面對更複雜的生活情境和算計。雖然人們總以為一切在掌控之中，但體制總有一個天花板限制了人們的行動。工業區的人們都是灰色的，不論是西南季風盛行時灰色的天空，煙囪吐出的灰白色水蒸氣，還是灰色的風沙；都分不清誰是黑，誰是白。在海之濱，每個人的臉都是灰色的，不論靠海養殖吹海風，內陸做農防風沙，抑或員工制服上沾染的油污。
在海之濱的街上平日有許多通勤的小貨車、廂型車和機車，承載著不同公司、包商的名稱和號碼。工業區的人沒有姓名，姓名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背上繡著的公司名稱和編號。你說工人擔心健康嗎？養不活家人，哪裡還顧得了健康。工業區的人都想好好活著，但層層外包的體系，讓高風險與低保障同時落在底層勞工的身上。賺錢為何這麼難？被夾死、砸死、高空墜落死，或灼傷、燙傷而失能，都不是保險賠償金能換回的。但人們都只是為了一份薪水，為了一份不用離鄉的工作，為了一份粗工而別無選擇，賣力地勞動著。海之濱的工業區確確實實養活了無數個家庭，而墜落的監工只是個案，不是嗎？
文／盧敬文
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醫師、公醫時代成員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文標題：監工之死：職災補償現形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