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曾在八○年代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權統治下遭受過許多迫害的神學家 Miroslav Volf 從自身經驗深切體認到的事實：無法讓人走出傷痛的記憶，常會毀掉受難者的餘生。有時太過激烈，「記憶的正義之劍也常斬斷它想捍衛的良善」（the just sword of memory often severs the very good it seeks to defend.） 。有鑑於此，Volf主張，受難者不應將個人的記憶視為私領域的事，而應勇於攤在陽光下，讓大家一起幫忙把歷史真相釐清，讓記憶具有「公共化的意義」（public significance）。
重新看待「歷史記憶」的問題，重新檢視它可能衍伸的影響，讓二十一世紀的研究者從更寬闊的視野重新檢視歷史記憶內在的問題，並思考更理想的轉型正義教育該如何進行。
兩德民主統一後，社會心理學家Harald Welzer的研究團隊針對德國的家庭如何面對納粹過往做過深入調查，並於 2002 年出版專書《爺爺不是納粹：德國家庭記憶裡的納粹歷史與大屠殺》（«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在 1997 至 2000 年間，這個研究團隊一共訪談了40 個家庭（30 個來自過去的西德，10 個來自過去的東德），與其中 142 位成員（分屬祖、父、孫三代）進行單獨訪談。這個研究計畫想要了解，一般普通德國百姓（不具有極端政治傾向）在學校課堂之外，究竟如何獲得對納粹過往的記憶？在家裡家人彼此之間如何談論這些事情？尤其是父母輩與祖父母輩如何跟孩子、以及孫子談他們在納粹時代的經歷？這些兒孫輩又如何回應學校所教的歷史？這個研究的重要性在於，透過學術研究的清楚分析，了解家人之間的對談對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影響有多深？不同世代的德國人在歷史記憶上是否有差異？
《爺爺不是納粹》這個計畫的研究結果，十分有趣，也因此相當值得注意：第一，家裡長輩對兒孫所講的記憶經常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尤其是很容易受到與二戰歷史相關的電視劇或電影裡的故事情節影響。因為有大眾媒體加持，說的人覺得自己的敘述比較具有公信力；而聽的幼輩也認為，既然電視或電影都這樣演了，長輩之言的確可信。第二，長輩講述的方式，都是有選擇性的。大多數的人（有三分之二）是從「受害者」或「英雄敘事」的角度來講自己的經歷。也就是說，有些德國人選擇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有些人則高度英雄化自己當年的作為。但是接受訪談的二戰歷史當事人很少人會去反省，自己在納粹政權下，是否有哪裡做錯了？或是何以甘於去做邪惡體制的共犯？ 在這樣的情況下，兒孫輩也很容易受親情影響，將自己家裡長輩視為「受難者」或是「英雄」。第三，在長輩講述自己親身經歷時，經常沿用納粹時代意識形態下的分類概念「猶太人」、「俄國人」……等等，因此不知不覺中就把納粹時代的意識形態繼續傳給下一代。第四，在講述到有關「加害」部分的歷史時，講述的長輩通常不會警覺到這是加害者的歷史。對於集中營的歷史，則通常會用「我們當時並不知情」輕輕帶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