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家庭裡傳遞的歷史記憶主要是訴諸情緒與情感，「歷史見證者」的講述揉合了親情的連結，因此與學校教育著重理性討論的「知識啟發」有相當大的差別。就「戰火下的第三代」（即孫子輩）而言，究竟在他們心目中，是家裡長輩講的「親身經歷」對他們影響比較大？還是他們經常擺盪在「爺爺說的」與「老師教的」兩個平行世界之間？《爺爺不是納粹》的作者指出，大部份孫子輩傾向於，他們可以接受整個納粹政權影響下的德國是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但這個共犯結構的規模大小究竟要如何拿捏，底線卻在於，要看在哪個範圍內，自己的親人不算是涉入的共犯。這樣的結論當然是相當「因親情而設事」。但這個結果確實清楚呈顯出戰火下第三代的特質。
2010 年 10 月，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 繼續追蹤戰火下第四代（親身經歷者的曾孫輩）面對納粹歷史的態度，發現有了相當大的轉變。根據這個調查，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過往的認知，親情的糾結對後代子孫產生的影響，要到第四代（曾孫輩）才會鬆開。因為曾孫輩通常跟親涉歷史事件的曾祖父母輩沒有親自接觸過，因此「這件事多少與我直接相關」的顧忌淡薄許多。他們絕大部分願意相信自己的先人曾經涉入納粹共犯的行為，但不覺得承認這件事是在「背叛」自己的家庭。此外，「戰火下的孩子輩與孫子輩」在心裡上暗暗懷著是否該將德國視為二戰受害者的心理糾結，在第四代身上也淡化了許多。
面對二戰親身經歷者逐漸老去，德國對納粹過往的歷史記憶工程即將面臨歷史見證者紛紛從歷史舞台謝幕的局面。但是德國社會在歷史記憶上，卻仍然有著「後轉型正義階段」的一些噤聲。著名的德國歷史學者 Reinhart Koselleck 便針對以往德國在從事歷史記憶時有過的缺失作出提醒。他認為，因為德國作為加害者，過去一直不敢去探討德國如何讓自己陷入「受害」情境的問題。Koselleck 認為，「加害者」應有自覺與勇氣，看看過去的錯誤如何給自己帶來萬劫不復的悲劇以及重大傷亡，以至於成為自己錯誤行為下的「受害者」。在這方面，德國應該把轉型正義過程中一直避談的德國傷亡問題，從「噤聲」的記憶轉化為可以公共化的記憶。
換言之，在走過轉型正義的政治與司法程序後，留存在社會各層面的心理創傷如何邁向復健，更需要大家持續不斷關注。如何在具有普世價值覺知的基礎上，讓各種「噤聲」的記憶走向公開化，讓不敢說出來的說出來，讓過去不敢好好討論的，能有機會被好好討論，這些是經歷過轉型正義後的社會需要透過不斷自我學習、不斷自我提升，往更願意讓各種社會傷痕都能得到照見、療癒，因此也能獲得醫治的方向邁進。
過去發生的悲劇無法被改變，但是可以因為後人在轉型正義以及歷史記憶上的妥善處理，在日後的歷史詮釋上獲得不一樣的回顧視野。過去的錯誤如果能在現今透過深度的反省得到糾正與彌補，轉型正義所連結到的歷史記憶未必會一直停留在對某些社群過往錯誤的「負面記憶」。反而可能因為後人願意反省、和解，而開啟難得的歷史契機，讓大家有機會一起開創整個社會更能積極擁抱的、正面的、新的歷史記憶。
面對世代交迭，面對歷史悲劇當事人逐漸從歷史舞台消逝，如何將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從「記憶傷痛」的負面記憶，透過歷史反省轉化到「超越負面記憶」的傷痕平復記憶，端賴大家在此刻當下是否願意真心體認到：檢視傷口，是為了醫治傷痕。因為不論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言，受傷的心走不遠。
未來會長什麼樣沒有人知道。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在此刻當下，願意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在照見過去的同時，也以誠實的愛與悲憫的公義為未來的傷口復原預備道路。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先覺出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