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書長久以來被集中在巨大的區塊，處在永遠不可能升遷的職位，可說最有權利自稱為辦公室的無產階級。另一個深刻而持久的罪惡，就是性別使她們絲毫無法享有職場上的公平機會。少數男性祕書即使做同樣的工作，也能得到較高的酬勞，而且不用面對女性同僚必須承受的低級騷擾─不到幾年前，海倫．布朗還要她們把這種騷擾轉為自己的利益。
不滿的跡象一開始是零星的，不過多虧媒體報導，使它開始形成海嘯。在一九六八年針對美國小姐賽事惡名昭彰的抗議當中，超過一百名女性丟棄象徵順從的物品。除了墊得很厚的胸罩、假睫毛、虛矯的女性雜誌之外，還有許多速記本和打字手冊。象徵性的抗爭持續成長，很快地有些人開始抗拒每個祕書都被要求的工作：替老闆倒咖啡。
一九七三年，潘德頓遭到開除，根據老闆的說法是因為她「不稱職、不服從、無法遵守工作指示」。根據她的律師說法，則是因為她拒絕「遵從性別歧視的慣例。這種慣例基於錯誤偏見，認為女性即使在職場工作也應從事家庭雜務」。實際情況是：在全由女性組成的祕書部門當中，身為祕書之一的潘德頓拒絕泡咖啡及洗盤子。
同一年，海軍航空基地一名祕書也因為拒絕泡咖啡而被革職。一九七五年，另一名祕書在走廊上被她不認識的男性攔住，要她準備「四杯黑咖啡」。她拒絕了；結果那名男性是她們公司的副總裁。二十分鐘後她就被解雇了。
倒不倒咖啡為什麼會讓員工和老闆發生衝突？對祕書而言，這是祕書手冊不曾提及的工作內容之一。只因為她們被當作「辦公室妻子」，才會被要求做這件事。這只是一種期待，就如性騷擾一般。
CBS 電視公司的一名祕書說：「我的上司要我在午餐時間替他倒咖啡、準備午餐，還要替他執行私人雜務。他總是針對我的（還有其他所有祕書的）腿、臀部，還有胸部開玩笑。其他男人也一樣。」另一名祕書指出這似乎是長久以來的慣例：
在這家公司，男性穿著西裝領帶坐在辦公室，讓女性替他們端咖啡、準備三明治和湯。很多女性說她們不在意做這些事，但其實她們痛恨做這種事。這是傳統，所以她們不敢直接說：「抱歉，我不想再做這種事了。」
男人甚至會起身走到站在咖啡推車旁邊的女人面前，給她們一角硬幣，說：「可以給我一杯黑咖啡嗎？」拜託，他們就站在那裡！我們常常被吩咐「替我影印這份資料」或是「幫我到樓下去買一包香菸」。
也就是說，主管理所當然地認為女性除了執行已經夠煩悶的本分工作，還得心甘情願地在辦公室從事「家庭」雜務，使得倒咖啡之類的任務變得格外可憎。這種侮辱明顯指向更深刻的傷害。
最後，終於有相關機構成立了。一九七○年，一群在波士頓市中心會計公司工作的祕書因為受夠了工作分配與安排方式，組織起來尋求解決方案。她們散發一份備忘錄，重畫階級系統，擴張辦公室祕書（過去屬於低賤的）職務。其中一名製作這份備忘錄的祕書被開除了。過了幾年，她成為波士頓女性職員組織「9to5」的創立成員之一。
這是全國各城市眾多「地方性」組織之一，由深具個人魅力的新左翼反戰人士努斯邦領導。她曾經在哈佛當過職員與打字員。這個組織很快就成為相似組織當中最著名的一個。他們懂得利用媒體，每一場活動不論大小都會邀請媒體以確保版面。他們也開始發行通訊刊物《9to5 新聞》，很快就獲得六千份訂閱。另外他們也發動許多直接行動，爭取女性上班族權益。
9to5 等團體典型的行動之一，就是顛覆辦公室規畫與設計所象徵的階級制度。畢竟，沒有人比坐在嘈雜打字區金屬辦公桌前的祕書，更了解辦公室如何畫分地位與特權。在一場行動當中，一群大學生經過八個月的努力，終於得以和人事部門的副主管開會。這群學生比副主管更早到。辦公桌當然是以主管風格，遠遠擺放在背後方牆壁的位置，而且兩側都有巨大窗戶，使得坐在副主管對面的人會被陽光刺痛眼睛。這當然是為了強調副主管的權威。
這群學生的領導說：「我不喜歡陽光刺進我的眼睛。妳們呢？」於是她們決定在辦公桌後方排成一排。當副主管進入時，便緊張地面對一排占據他平時位置的女性。他只能坐在僅剩的一張普通椅子上。
一九七五年在芝加哥也有類似的例子。一群法律事務所的祕書抗議公司打算將祕書遷到更小的辦公室隔間，因此散發請願書，迫使事務所的律師重新規畫辦公室。一名祕書說：「我相信這是行政委員會第一次坐下來把祕書當人來討論。他們找來建築師，要求他們重新設計。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貓頭鷹出版《隔間：我們如何從19世紀陰暗帳房走到21世紀Google人性化辦公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