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了許多旅遊書大推的十字架山（Hill of Crosses），也把維爾紐斯、特拉凱的行程排得更精簡，就是要擠出時間到考那斯（Kaunas）杉原千畝紀念館。「如果來了立陶宛沒到杉原千畝紀念館，會不會後悔？」我問自己，「會！」 秒答。「就算只去一小時都好。」是的，只有停留一小時。
最早聽見杉原千畝，是2018年六月六日在婦援會主辦的「從歷史到行動：戰爭、衝突與和平教育」演講，講者是「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總監李家豪，他開宗明義說到三個字：bystander（旁觀者）、 upstander （挺身而出者）與righteous（義人）。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就是國際義人，是談及猶太大屠殺時很常聽見的字。
「很多國際義人是外交官。」例如中華民國駐奧地利總領事何鳳山、日本駐立陶宛代領事Chiune Sugihara杉原千畝。當時我聽不懂李家豪總監的香港口音，也對杉原事蹟一無所悉，利用休息空檔請教名字拼音，接著google ，看愈多感動愈多。決定十月的灣區+東歐東小旅行，要去考那斯，這是立陶宛舊都也是第二大城。
從維爾紐斯搭早上7點55分的公車出發，9點20分抵達考那斯公車站，在杉原紀念館十點開門前，先逛老城。不像前幾天在里加、塔林和塔圖用走的，為了把握時間，我搭公車。
從老城回考那斯公車站途中有段插曲：我找不到站牌也不會搭車，問好久，終於遇到會說英文的女孩，她陪我走去站牌，她說自己的家在十字架山，剛到考那斯兩個月，她明白人生地不熟、希望有人可以幫忙的感覺。此次無緣前往十字架山，卻有來自這個被形容為充滿愛與祝福之地的女孩，主動伸出援手。因為她，我覺得自己也得到了十字架山的愛與祝福。
回到公車站，依車站人員指引往杉原紀念館走去，沿途沒有指標，彷彿愈走愈往小巷內的社區，不知道會不會迷路了？突然一名中年男子從民宅院子走出來，問我是不是在找衫原千畝紀念館？「往這座樓梯爬上去就到了，不過樓梯很長很遠。」男子笑著說。我的馬拉松精神立刻浮現，只要知道目標在哪裡，不要停一直跑就會到終點。
秋天考那斯中午的太陽，金光飽滿暖和不熱，但連上了一、兩百階樓梯，汗水還是流了下來。來不及擦汗，就在綠黃樹葉交錯的一間屋子門口，看見日文寫著「生命之門救命簽證」，立陶宛考那斯VaižgaVaižganto 30號，就是當年日本駐立陶宛領事館，30號這處門牌前，有多少人心急如焚排隊申請簽證，希望逃離迫害。時任日本駐立陶宛代領事的杉原，抵抗日本外交部命令，發出簽證救了大約六千名猶太人。
70多年過去了，這間房子沒了急切感，反而散發幽靜的氣氛，我看到幾個日本女子走出屋外時，眼眶泛紅，有的還在擦淚。還沒來及確認入口處，我順著她們打開的門進入紀念館，首先映入眼廉的是一幅放大的簽證，是杉原千畝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八月九日發出、前往荷蘭殖民地curacao。當時在立陶宛的猶太人若要離開，可以免簽證進入荷蘭加勒比海殖民地。但往西是納粹德國，只能選擇向東但得穿過蘇聯。蘇聯准許他們通過西伯利亞鐵路，經日本再往加勒比海，但要有日本過境簽證。一方小小的紙，承載著猶太大屠殺的血腥歷史，也紀錄著千里迢迢的逃難之路，更是無價的人道行動的見證！
跟著人群上二樓，辦公室內有杉原千畝當年用的電話和桌椅文具，日本旅遊團正在聽解說，一位工作人員發現我落單了，而且不會說日文，主動用英文幫我一對一導覽。他帶著我細看每一張簽證墨色深淺，分辨是簽名的還是蓋章的？而這差異反應出需要簽證的人愈來愈多，只有蓋章才能加快速度，拯救更多人。
為我導覽的是杉原紀念館副館長Ramūnas Janulaitis，說到蘇聯入侵立陶宛那段歷史，他不捨自己的國土被蹂躪，忍不住落淚，還送給我《北方的卡薩布蘭加：1939-1940考那斯》一書。導覽結束後，我到紀念館小商店逛，花4歐元補買門票，花3歐元買4張明信片。買了紀念，也提醒自己永遠要記得對人道主義的信仰與堅持。
2018年一月十四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立陶宛，特別來到杉原紀念館，「杉原勇敢的人道主義行為在全世界受到高度評價，同為日本人我很自豪。」立陶宛總理斯克維爾內利斯（Saulius SKVERNELIS ）則說，「杉原是寬容、人道主義和正義的典範。」
「他們是人，需要幫助，我很高興自己找到力量，做出決定，幫助他們。」印在杉原紀念館簡介這段話，為我在這裡短暫停留畫下句點。考那斯杉原街，沒再刻意去找了。帶著厚厚的書，離開杉原千畝紀念館，好幾次忍不住回望，房子愈來愈遠陽光依舊，樓梯起點處，黃葉穿越陽光掉落下來，安靜守護每一個腳步。
（原標題：杉原千畝紀念館 ）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