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權政治  

二〇二〇年全球新冠疫情與其經濟影響已如實地被形容為牽連一整個世代的危機。同樣史無前例的，是對人民行動黨未來發展去向的不確定感已瀰漫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領導的國家管治模式，已伴隨新加坡人生活逾六十年。

大約是二〇一九年春天的時候，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的第二個學期，擔任兼任研究員。商學院一個中心希望我參與一個計畫，計畫是由新加坡文化、社區及青年部（MinistryofCulture,CommunityandYouth）主動提出的，希望我們研究新國年輕人的慈善與志願活動參與，中心其實有自己專任的研究人員，但政府與學校的許多計畫都有規定，只有具有長聘資格的研究人員可以擔任政府計畫主持人，所以必須由我這個兼任的研究人員作為計畫的負責人。

大部分有關新加坡政治的討論都圍繞人民行動黨。這樣說，意思有二：第一，政治分析都以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成員、政策、行為為觀察軸心；第二，基於第一點，可以預想，不以執政黨視角為中心的政治分析空間相當有限。

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香港的政治和司法地位改採獨特的憲政安排，即「一國兩制」。從這一天起，香港——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七年一直是英國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代新加坡和香港的法律—政治制度有相當重大的區別，但也存在相當重要的共同點。最明顯的是，這些共同點起自法治的觀念和傳統，它們又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法律教育和實踐有關聯。近年來，呼應《「依法治國」的迷思》這本書的劇本，政府權力擴大、對政治權力的限制萎縮，以及將批評者妖魔化為對國家構成威脅，也已成為香港法律現況的特徵。首先要記住，威權主義造成權力集中，阻礙了「對此一權力的嚴重政治競爭，或是對它進行審查」。其次，威權主義的法治使制定法律和解釋法律從憲法保障以法院作為對政治權力和公共領域的限制者，轉而將法律集中到行政機關手中，過去幾年發生的事件足證香港在治理方面呈現出明顯往威權統治的轉變。

威權主義的法治有一個重要動態基礎，就是法治的形式和實質兩者分離。威權主義的法治嚴格地將法律作為程序執行，即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乃至對政府權力的實質性約束和監督，也都被拆除掉。威權主義法治的第二個主要動力是，法律與國家例外主義的敘事共同打造出來的。以新加坡為例，這些敘事都堅持認為新加坡的領土、存在和社會條件特別脆弱。後殖民的政府依循殖民時期的「緊急狀態條例」的模板，堅持國家脆弱性的敘事，授權無所不知的政府可以採取先發制人和強制性的行動，同時中止或削弱公民和政治權利。然而，重要的是，這些強制性和先發制人的時刻是在（特殊狀況下）法律範圍內發生的，即使這些法律是例外和緊急狀態的法律。新加坡的威權主義並沒有極權主義政權那種「持續恐怖」的殘酷特色。反倒是，新加坡的威權主義已經精細到「精巧」地「校準強制性，以最小的政治代價壓制挑戰者」。以最小的政治代價以及最小程度削弱國家和國際正當性來管理脅迫動作，是新加坡威權主義法治成功的關鍵特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其他許多政權都將目光投向新加坡，想要師法它的法律和政治模式。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幾十年來一直注意新加坡，想要以它作為樣板，學習威權國家如何影響法律的精明管理，以確保政治霸權。

《「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於二〇一二年四月首先以英文出版，中文繁體譯本則於二〇二一年四月底出版。二〇二〇年全世界陷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風暴，可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但是二〇二〇年，以及令人難忘的二〇二〇年代之前那幾年，法治也受到非比尋常的侵蝕。在這篇序文中，我簡要地討論新加坡和香港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說明威權主義法治擴大的情況。

醫師蘇偉碩質疑萊劑恐危害健康，除了蔡英文沒有公開批評以外，上從蘇貞昌，陳時中，下到陳其邁，黃偉哲，當局開足馬力，對付一介小民，一時蔚為奇觀。藍營政治人物第一時間好像不隨意肌的自動反對，也許政治色彩太濃，公信力不高。但是，不幸這種現象已經不能以藍綠鬥爭看待。掌權的政治人物不受制約的威權人格和威權作風，表現在展示和盲目服從權威（中央定調，全黨服從，一致圍剿），偏好絕對和確定（防疫一條鞭，食安靠命令），不願容忍異己及異見（防疫禁普測，萊劑靠法辦）的現象，已經敲響對台灣努力落實民主政治的警（希望不是喪）鐘！

國家獨立機關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近日被形容政府伸手進入媒體，讓百姓對於言論與新聞自由產生諸多爭議。誠然，如果反覆思辯「誰的言論不是合理的自由」就可以明白，特定立場的管制作為都會造成言論自由的損害。訴求言論自由的民主制度，應該避免非理性的類希特勒政治；而政府也應該避免為了便宜行事穩定政局，讓政治力介入媒體，這樣對民主國家的健康發展，付出的代價必然甚高。

高雄市長韓國瑜最近拋出「總統選上就在高雄上班」議題，有人批評不可行，高雄市長韓國瑜表示，總統南部辦公室若設在高雄左營軍區，還有陸海空三軍官校、陸戰隊等營區，安全絕對不是問題。」政界人士表示，全世界應該沒有任一國家的民選總統在軍區辦公的，這樣會讓人有威權體制與軍權政治的疑慮，不僅無法接地氣貼近民意，也會有損總統親民的形象。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的成名，源於蘇聯解體後的那本《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那個年代，福山對世界的看法正如他的書名一樣，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經濟學人智庫（EIU）公布2015年的民主指數，中國在167個國家及地區之中排行136，評分及排名都比去年稍微上升，但仍然被評為「威權」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