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獄外之囚  

1950年11月29日清晨馬場町槍聲響起，葉盛吉（1923-1950）同他的前輩許強（1913-1950）醫師一樣走上殉難之道。葉盛吉1950年日記如此記載：「5月29日下午4點爸爸於潮州被捕。」當然，1950年10月出生的遺腹子葉光毅不可能親手記錄這段文字，而是由外公郭孟陽代寫。身為白色恐怖的遺屬，在那惶惶驚恐的年代，一方面要避開特務人員的檢查，另一方面又要為後世留下見證，其內心葛藤，身外人難以想像。

「一定有很多人跟我們一樣，以為我們只要實實在在做人，就不會被害、警察也不會找我們麻煩，結果不是啊，受冤者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案情都很雷同……後來我看新聞報導，有時候警察會說對嫌犯『突破心防』、終於認罪──我以前會相信這個嫌犯真的很壞，現在，我聽到這四個字只覺得可笑……」

「發生我爸的事以後，好像把我打醒，原來爸爸以前教的那套是沒有用的──你不是努力把自己生活過好、不菸不酒儲蓄退休金就天下太平了，如果你不想去管別人，很多事早晚會弄到你，這世界的『連坐法』是大家都連在一起，你無法獨善其身……」

「止痛藥吃完了怎麼辦？有一天他很開心跟我說，那顆牙齒他一直舔舔舔、舔到牙齒掉了，這樣就不會痛了……聽到這些話我很心酸，為什麼不『回來』就好？如果他一開始就『進去』（服刑），一切早就結束了──但，這就是他堅持的地方。」

「國高中想出去玩想幹嘛，都會被罵，他都會說是我們的錯、我跟弟弟的錯、我們會把整個家害慘、會害死整個家……我們也不能叫『媽媽』，爸爸要我們叫她『瘋女人』……」

爸爸被抓走長達10年，卻幾乎沒有人可以聽她說話，連寫在日記都不行──談起白色恐怖，有形的刑求、電擊、槍決相對容易被看見，無形的監禁、噤聲、說不出口等痛苦卻是難以被察覺，而如今身為藝術家的蔡海如，也曾是不得不沉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之一。爸爸在她9歲時被抓走、19歲那年才回家，大人說爸爸是出國了，她卻始終困惑爸爸為什麼可以出國這麼久，直到某天翻閱大人們的剪報才驚覺：為什麼，爸爸會被說是「匪諜」？

白色恐怖時期受難的，何止政治犯本身？9日促轉會將進行第二波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其中高澤照、邱致明兩名男性的名字，不僅代表原住民受難的一頁縮影，也代表泰雅族女性高白蘭身為「獄外之囚」的人生──父親在1952年被槍決，她無法再升學，之後與同事邱致明結婚，丈夫卻在1964年又被抓走，她獨自照顧高齡婆婆並撫養4名幼子，丈夫出獄後也無法復職。

1952年發生的「鹿窟事件」已過了一甲子又4年，監委決定全面展開調查。《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在「鹿窟事件」中失去父親陳啟旺、哥哥陳田其的受難家屬陳政子，述說著肅殺年代下發生的一切，雖然記憶隨著歲月的不斷流逝，但這些受難者亡魂帶給後世人的精神，依舊歷久彌新。

人權博物館籌備處17日舉辦《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紀錄成果展記者會，邀請受難家屬到場參觀並述說當年心路歷程，負責此計畫的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說，以女性受難家屬為主要受訪者就是希望能讓社會聽聽女性的聲音、面對世界的辛苦，「『獄外之囚』四字代表受難家屬在大社會也是被關的一群」。

近日永豐餘集團旗下元太科技關閉韓國Hydis生產線引發關廠工人來台抗爭，聲援者不滿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始終不願出面解決、政府屢次出動警力維護永豐餘，要求總統府撤除何壽川國策顧問一職，並發動「抵制永豐餘活動」；然而，在聲援者眼中的無良資方永豐餘何家，過去曾出過多位反抗政府的革命份子，當年涉及「台灣省工委會台南市工作委員會支會鄭海樹等人案」而判處死刑的何川便是其中之一。

「大家好，我家裡總共有3個受難者，我是受難者長達10年，我先生、我哥哥都是受難者。」在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舉辦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紀錄成果展上，86歲的馮守娥女士這麼介紹自己，隨後她唱了一首年輕時麥浪歌詠隊流行、一直到牢裡都在唱的歌曲〈別讓它遭災害〉，在眾多其他受難家屬、媒體面前，沒有音樂的伴奏，她就一個人這麼巍然無懼地唱著。

關於哥哥的死，我極其傷心，不過我認為人生就像一根蠟燭，只要可以照亮別人，就有價值。哥哥是為理想而死，這是我唯一的安慰。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幽暗記憶，仍深藏在台灣人民的心中，而受難者的女性家屬一夕之間痛失至親、被社會孤立，身體、心靈受到的折磨，更超出一般人的想像。《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一書，在母親節前夕（9日）隆重發表，訴說著白色恐怖女性受害者遭逢逆境，卻依然活出尊嚴、為母則強的故事。